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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转型为灵魂 以颠覆求发展

2020年11月17日至19日,公共图书馆“十四五”规划学术研讨会在广州图书馆召开。11月18日上午,上海图书馆副馆长刘炜在会上分享了上海图书馆在“十四五”规划方面的思考和实践。长久以来,上海图书馆在我国图书馆领域以及国际上都具有重要影响力,在众多方面发挥着日益突出的引领作用,尤其在图书馆转型发展、创新发展方面,展现出极具前瞻性的探索视界。会议期间,本媒体专门采访了上海图书馆副馆长刘炜。

一、关于技术

媒体:刘馆长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这次采访!我们都知道,技术是图书馆发展的一大动力,而您一直以来在技术这一方面的研究非常深入。因此首先想请您谈谈,在今后的“十四五”时期,技术在图书馆发展中的权重会加强吗?技术在图书馆的应用会着重于哪些方面?

刘炜:好的,首先谢谢接受的采访。技术应用在图书馆发展中的权重是否会加强?这个问题对我来说是不言而喻的。现在信息技术发展一路高歌猛进,在“十四五”期间肯定是会对我们图书馆行业带来更大影响。如果我们规划得好,做得好的话,它会是一个非常有利的工具,使我们跟上现在社会发展的潮流,发展得更好。在我看来,图书馆应用最新信息技术的趋势没有减缓,反而在加速,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是数字阅读的普及,二是而对数据驱动型研究的辅助。但这两方面图书馆的竞争对手也是越来越多,而且很强大。来自于读者用户的需求和社会环境的变化非常明显,迫使我们不得不加快转型步伐。我们图书馆行业提出建设数字图书馆20多年之后,却感觉发展速度跟不上了,与社会的差距进一步拉大了,我们需要迎头赶上。所以,“十四五”期间,我觉得技术能够继续为图书馆提供一个非常强大的动力,承担一个赋能者的角色。

为什么说我们这些年来在信息技术应用方面的差距进一步拉大?主要是因为我们依然固守传统的图书馆集成管理系统那几个业务模块,它其实只是现代图书馆业务的很小一部分了。我们大量的服务都需要IT技术来支撑,这样才能发挥信息化的效能。我们的人员编制就这么点,如果说现在一个工作人员一年可以服务100个读者,通过应用IT技术,转变服务模式,用互联网模式来服务,那么我们可能一个工作人员一年服务一万个读者。这种效益的提升是非常巨大的,在互联网行业也被证明是可能的。因此我对于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技术肯定是很重要的,而且这是我们的薄弱环节,只需要稍微在技术方面有点投入,我们就会提高得很快。现在国家图书馆也正在引领全国智慧图书馆体系建设,我认为是恰逢其时、非常正确的。

媒体:就在“十四五”期间进行?

刘炜:对,应该是“十四五”期间全国图书馆行业的一项重点工程。可以想见,信息技术在智慧图书馆建设中起到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二、关于数字化服务

媒体:刘馆长,今年因为疫情,图书馆的运营发展遭遇了重大挑战,很多馆都闭馆,但是跟技术紧密相关的数字化服务却在这段时间发展得非常快,各地图书馆纷纷推出各种线上服务。您觉得,数字化服务在接下来会发展成为图书馆服务的一个主体内容吗?数字化服务跟实体的场所服务,二者之间的关系会怎么变化?

刘炜: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图书馆行业对这次疫情已有很多总结。这次疫情发生之后,我统计了一下,大概有四五十篇文章,都是在总结我们各个图书馆或者图书馆行业是怎么样应对的,总结了很多很好的经验。基本上,我们的应对可以分两个阶段,一开始是摸清情况、守望相助,到后期我们认识到要在新常态下恢复开放,这时我们的数字服务和网络服务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

从这次疫情中我们在数字服务方面得到了一些经验,但不同系统的图书馆所得到的收获是不一样的。我们公共图书馆相对于高校图书馆和研究型图书馆来说,能做的事情不多,取得的成效不够显著。高校图书馆通过数据库的服务,如论文下载,通过网络很快就可以提供和以前差不多的服务。因为很多学生本身就具有学术素养,他们有这个意识,可以停课不停学,图书馆的很多参考资料他都可以在网上获得。相对来说,公共图书馆所能提供的电子书服务、数据库下载等数字化服务的提供,就受制于很多因素而显得规模很小,说明我们数字化转型还远没有到位。什么时候大家看电子书时,能够想到利用公共图书馆的App来看,转型就成功了。

这也说明了下一阶段我们在数字图书馆转型的道路上需要更加坚决,加快步伐。这次疫情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警醒,使得我们更加明确我们该怎么做,这就让我们可能把危机变成一种机遇。

关于数字化服务是否会成为图书馆的主体内容?我觉得,将来的数字化服务、网络服务,规模会远大于实体的服务,应该数十倍于实体服务的数量才是合理的,才符合网络时代的规律,但显然现在还没有做到。

关于另一个问题,即实体空间对公共图书馆来说是否重要?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对高校来说也非常重要。IFLA也一直在强调,图书馆作为一个提供人们面对面交流的文化场所,其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当然在我们国家有一定的特殊性,我国还有文化馆等机构可以分担线下交流的职能。而国外现在已经有一个非常一致的共识,就是认为公共图书馆是社区最重要的文化中心。北欧芬兰的赫尔辛基Oodi图书馆,它有三层楼,但只有三楼才有图书报刊,二楼是创客空间,有教小朋友和读者各类信息素养,以及怎么动手实践,还可举办展览、会议,一楼就是一些文化设施,例如展览厅、会议室、报告厅、电影院等,类似于我们的文化馆,相当于我们文化馆、美术馆、图书馆合一的社区文化中心。

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需要融合发展,刚才李国新教授在会上也提到了这点。不光是数字化服务和实体场所服务的融合,也包括不同公共文化机构之间的融合,图书馆可以做文化馆的事情,文化馆也可以做图书馆的事情,相互交叉。这也是我们面临的新任务:怎么样发挥我们实体的作用?在实体空间里我们要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要使实体的服务智慧化,使它能够更好地发挥自己的效益。比方说空间的预约、座位的预约,这些预约服务如果有系统的话,可能效率更加高,排队不出现空档,如果有人没来马上就会有后来者填补上,这就比人工要好得多。人工可能做不到这么高效,但机器可以发挥这个作用。包括培训服务也是如此。图书馆有设备设施和空间,如果能够用智能音箱来管理,那智能音箱就是一个虚拟的馆员,读者预约了房间之后,刷了读者证就是签到了,表示你用了这个空间,你可以吩咐这个音箱打开投影、窗帘,而且这个音箱还可以自动记录你会议,生成文本,直接产生会议纪要,诸如此类服务,都不需要工作人员的参与。这对图书馆空间服务是一个升级、一个再造,是非常好的。所以图书馆空间服务完全可以由数字技术来赋能。我们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话,那就又可以极大地提高公共文化服务的效益。实际上,现在智慧图书馆就已经在做这方面的规划了。

三、关于“十四五”规划

媒体:刘馆长,这次会议集中探讨了公共图书馆“十四五”规划。请您结合上海图书馆的探索和实践,分享一下图书馆制定“十四五”规划的经验和要点。

刘炜:好的。上海图书馆的“十四五”规划启动比较早,2019年的六七月份就开始启动了。我们第一阶段是调研,分了几个方向,由馆所领导带领,跑遍了全国主要省份的各类图书馆和情报所。在我们看来,“十四五”规划的制定不仅是形成一个规范性文本,还应该把它作为一个上上下下统一认识、形成共识、凝聚人心,再次进行事业研讨的过程。所以,我们不是以整个文本为导向的,而更加重视让大家充分讨论,凝聚共识。按照计划,一直要到2021年的三月份,我们的“十四五”规划经过职代会通过后才会正式发布。目前我们馆的“十四五”规划还在编制过程中,目前还是个纲要。

在整个的制定过程当中,由于有了业内业外、上上下下的互动,我们也得出了一些基本结论,形成了“十四五”规划的一些基本要点。

第一个要点是我们要考虑颠覆性发展给我们带来的影响,要做好充分准备,而不光考虑线性的发展指标。这次疫情给图书馆的发展带来很多颠覆性的影响,有很多是此前想不到的,如有可能导致我们明年的预算被大大削减,这样的话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规划再好,到时候也是要受到这些影响,所以也要看到这些不确定性。因为这些不确定性,我们在规划当中就需要有很多灵活性的考虑,要考虑好多颠覆性的影响。我们考虑比较多的是要更加地开门办馆,更加地依靠社会力量。

第二个要点是我们要为“十四五”规划赋予一个灵魂,即以什么为纲的问题,力求纲举目张。目前看来这个灵魂就是转型。正如刚才我们说的,经过这次疫情之后我们发现,图书馆的数字化转型其实是没有到位的,我们的网络服务、数字资源服务都还不能够提供和我们传统的纸质服务相提并论的这样一个规模。所以我们“十四五”规划的灵魂就是我们怎么样扎扎实实地去做转型。

第三个要点是升级目前的服务平台。平台升级现在成了我们上海图书馆的一个痛点,一个非常急迫的、最首要的任务。我们的很多工作都依赖于平台升级了之后才能更好开展,如依靠平台升级重新布局我们的业务流程,布局我们的部门设置、岗位设置。我们希望用这种互联网的思维,使得每个岗位能够充分发挥能力,不只是直接面向老百姓的服务,还包括面向大客户的服务,甚至就像做批发那样。如阅读推广服务,我们可能不是直接面向最终的用户做阅读推广,而是面向某一团体组织,面向图书会,面向高校的学生会、团委,把我们的资源和场地供应给他们,用各种各样的形式,或打造各种各样的阅读推广品牌,让他们去找最终的用户开展阅读推广服务,从而能够极大地发挥图书馆的服务效能。

总而言之,我们现在就是要在“十四五”规划里寻找一些突破点,寻找一些能够应付颠覆性危机,并获得颠覆性发展的东西。

媒体:我们知道上海图书馆还有一些非常突出的特藏,如手稿、家谱等等。“十四五”期间,上海图书馆在这一方面将如何发展?

刘炜:我们的布局是三个面向:公共服务、情报服务和智库。第一个面向的是大众化的阅读,就是大家常说的借借还还,这方面的阅读服务也包括需要大力开展、力求突破的数字阅读。第二个面向是专业服务,这方面除了有科技方面的数据库的服务之外,还有人文方面的服务。我们馆有很多特藏,如家谱,我们现在提出来要从数字图书馆的这种基于文献的数字化的服务升级为基于知识内容的数字人文服务,把文献资源里头更深一层的对象、知识提取出来。以前大家检索图书馆资料的时候,如期刊,你只能问某个期刊有没有?从几几年到几几年?第几期有没有?而没法问期刊中哪篇文章有没有。而现在期刊方面的数据库已经很完整了。我们馆还有很多中国近代史的馆藏,如晚清民国的报纸,《字林西报》《申报》等,虽然很多已经做了数字化,可以通过电脑、数字图书馆来翻阅,但具体到某年某月某日报纸上某条新闻的作者、内容方面,你还得靠人工去看,还得一页页去翻。这样的话,我们要把这些数字图书馆的基于文献的平台,升级为基于知识的数字化的平台,这是我们在“十四五”期间需要重点打造的,工作量非常巨大。这方面光靠图书馆员是不行的,我们要和专业机构合作,如和研究团队、高校合作,采取外包的理念来做。

筚路蓝缕,弦歌永继

上海科学技术情报事业四十周年纪念文集序

以上海市科学技术情报学会的诞生为标志,本市的科技情报事业建立已有四十余年历史。四十年来,上海市科技情报学会在各成员单位的密切合作和全市情报工作者的不懈努力下,立足本业,不改初心,坚持培育自身的核心能力,为本市的科技、经济、文化、教育事业和社会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创造了许多非凡业绩,在科技发展和产业政策的制订、城市发展重大项目的决策等方面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在承担“耳目、尖兵和参谋”角色方面堪称业界典范。四十年筚路蓝缕,数代人弦歌相续,我们今天编辑这本文集,不仅为了缅怀过去、总结经验、致敬先辈,更是为了传承精神、砥砺前行,开创更加辉煌的未来。

回顾肇始,科技情报工作发端于科研活动,主要是科研活动中的文献工作,即Documentation。这里所说的文献工作脱胎于图书馆的目录工作,其对象已从图书细化到了文章级别。如果说情报学是情报工作的理论化和体系化总结,那么情报学的建立可以作为情报工作成熟的重要标志。英国著名情报学家布鲁克斯(B.C.Brookes)曾指出,情报学的源头可以追溯到1895年于布鲁塞尔成立的国际文献联合会(FID:Federation for Information and Documentation,成立之初名为IIB: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Bibliography)。该联合会汇聚了一批早期的科技情报工作者,围绕相关问题展开开创性的研究和交流。

情报学的真正成型应该是在二次大战之后,以《大西洋月刊》1945年7月号发表的论文《诚如所思(As We May Think)》为标志,文章的主旨是探讨如何处理和利用战后科学发展带来的信息爆炸问题,作者万尼瓦尔·布什提出了著名的“记忆扩展器MEMEX”而永载史册,成为情报学的奠基人之一。由此可见情报学或情报科学(Information Science)从一开始就是脱胎于图书馆文献书目工作的应用型学科,而不是技术性学科或者“军事谍报学”。

我国早期的科技情报工作在管理模式上受苏联影响,按部委设置和省市级行政区划,建立了体系完善的科技情报机构,甚至到地县一级以及大量的工矿企业、研究院所和大专院校都设立了情报资料部门,最多时具有独立法人的科技情报机构超过400个,情报站近万家,从业人员十万余人。这与当时的国际形势和整个国家的宏观管理体制与政策导向有关,将科技情报工作纳入国家战略规划,提供了事业发展的制度和资源保障,以”广、快、深、准“为目标获取全世界最新的科技信息,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西方的技术封锁,为国家科技经济发展战略和的制定提供了决策依据,为各行各业的科技创新提供了资料保障,并且在人力物力和资源上避免了重复和浪费。

改革开放以来,科技情报工作开始以经济建设为主要服务对象,指导思想做了重大调整。特别是进入九十年代,随着科研事业体制改革进程的推进,科技情报事业受到来自市场经济和信息技术两个方面的冲击,科技情报工作在不断谋求创新发展、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也经历了迷失彷徨、调整适应和重整旗鼓的阶段。1992年全国第八次科技情报工作会议宣布将“情报”改为“信息”,接着科技部科技信息司的撤销,第二年的全国科技情报会议不再召开,由国家主导的公益性科技情报事业面临发展方向上的抉择。

回顾四十年,不仅可以感受到本市科技情报工作者与全国同行一样的筚路蓝缕、栉风沐雨、披荆斩棘的艰辛历程,也能体会到他们的职业精神和专业素养,以及高超的智慧和独立思考能力。首先上海科技情报事业并没有一窝蜂地赶“情报”变“信息”的改名时髦,虽然并不能阻止后来全国性的连锁反应和“专业迷失”,但却保持了一直较为完整的综合性和行业性的科技情报队伍;其次,正是这支队伍,延续了科技情报事业的专业理念,保持了理论方法的一致性,为后来基于科研和社会需求的实践探索提供了思想和方法论上的保证;第三,这些理论方法使上海的科技情报界在战略情报、竞争情报、专利分析及技术情报等方面产生了不少独树一帜的创新,丰富了中国特色科技情报工作的实践案例和理论内涵。上海的科技情报事业在面向市场的情报咨询和深层次情报服务方面也一直走在全国前列,在专业培训、人才培养和国际交流方面始终有声有色,成绩斐然,这一切为后来科技情报机构向科技智库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上海的科技情报工作者而言,将面临更高的要求和更大的挑战。一方面我国正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海正规划建设全球卓越城市,以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将带来新一轮产业革命和社会变革,也将颠覆科技情报行业;另一方面国际环境日趋复杂,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给科技情报工作带来的不确定性也是巨大的。上海科技情报事业经过四十年的发展,不仅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而且培养了独特的精神文化内涵。从这本文集中可以看到,一篇篇回忆文章凝聚了铸就四十年辉煌的一个个瞬间,让我们重温诸多前人为上海科技情报事业的发展所付出的智慧和艰辛。我们相信,这其中的精神力量将鼓舞我们不断开拓创新、一往无前!

“后疫情时代”图书馆需要怎样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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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高兴参加此次会议。

习总书记曾说我们正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疫情加上国际关系,恐怕应如李鸿章所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很多人认为这次新冠疫情是按下了暂停键,原有的迅猛发展嘎然而止,我们再也回不去了;也有人觉得是按下了快进键,认为这次疫情只是一个催化剂,加速了原本就开始的趋势。比尔·盖茨就曾经警告过疫情的大爆发,现在很多美国人还在用阴谋论来诋毁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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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天想利用30分钟左右的时间,讲一下我们对当下形势的判断,以及对我们这个职业将如何发展,如何培养合适的人才应对未来的局势。

我的报告分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回顾一下此次疫情是在什么形势下发展起来的;

第二部分想跟大家一起做个复盘,回顾一下此次我们是怎么样对付这场新冠疫情的。

第三部分推演一下未来的发展趋势以及它的影响。

最后第四部分探讨一下我们这个职业和学科面临怎样的挑战,应对挑战需要培养怎样的人才,以及怎样培养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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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们是幸运的,已经可以讨论“后疫情时代”了。但这场瘟疫远未结束,还没有到达顶峰的迹象,甚至还没有减缓的趋势。我们还不能置身事外。

现在(9月10日)全球已经2800万人确诊,90万人死亡,死亡率3.6%(万人口死1人)。(https://www.worldometers.info/coronavirus/)每天新增4-5万人确诊,一千多人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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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迄今已确诊655万,死亡19.5万人。

我们作为起始国,总共8.5万人确诊,4634人死亡(占5.5%的死亡率,百万人口3人死亡),与人口只是我们百分之一不到(千分之7)的瑞典大致相当(1千万人口8.4万确诊5783人死亡)。在总确诊人数中我们不到0.4%,死亡占0.6%,国际上都承认我们已经基本上控制了疫情,取得了成功。

所以我们感觉是很好的,应该尽快恢复正常,而不太能想到(或接受)新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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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我们是这场瘟疫中表现最好的优等生,我们与韩国等少数几个国家或地区一样,完全是因为采用了现代科技的结果,一个是大规模快速检测,然后就是数字技术普遍应用社会管理,例如跟踪人流,跟踪接触者,精准定位患者,大规模收治(方舱医院),健康情况/危险程度标示,社会动员和强制隔离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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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治、经济、人文社会和技术的四个方面(即采用PEST分析法)来看,这次疫情的发生,正好是处在全球化的逆流(即去全球化)刚刚开始时突然爆发。

从地缘政治角度来看:正值美国大规模退群,去全球化全面启动,去全球化首先表现为去中国化,因为中国的崛起带来美国的极度不适应。

从经济贸易角度来看:中美贸易摩擦升级为新冷战,隐藏危机。经济又开始有新的摩擦,暗藏危机,前些年又发生了好几次金融危机,这个经济的形势也开始产生周期性的波动,进入到低谷阶段。

从社会人文角度来看:人类在欲望驱使下高速无序发展,正在打开潘多拉魔盒,带来人文主义危机。

从技术进步角度来看:我们正处于新一轮技术革命阶段,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基因技术继续迅猛发展,一往无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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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是在上述背景下突发的。

应该说我们现在还远未进入“后疫情时代”,但站在中国的立场上,确实有资格讨论后疫情时代的问题。

后疫情应该成为一个新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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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变革常常很难彻底摧毁什么,倒是会加速正在发生的。

浪潮退去马上能发现谁在裸泳。

1)数字化转型走过了中点线,但后半程愈发艰苦。又在向智慧图书馆进发。此次疫情对谁是机遇?迪斯尼电影频道,订阅人数翻番;网易丁丁和超星虚拟课堂。而

2)继续受信息技术发展带来的阅读方式和信息行为变化的冲击,行业呈现被边缘化的生存危机

3)作为一门应用型交叉边缘学科,在技术和需求变革的冲击下继续迷失

4)缺乏理论创新,引入数据科学、数字人文等新内容反而动摇了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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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检索,cnki中以“图书馆”and “抗疫”为主题的文章一共44篇,

《内蒙古图书馆工作》刊出了十几篇本区图书馆抗疫行动的文章专刊。

抗疫工作总结

危机应对,守望相助;传播知识,网络服务;常态制度,有序开馆。停课不停工(教学)服务不打烊(但效果如何呢?)

自身抗疫(关爱员工,调整工作)和服务抗疫两个方面,自救是为了服务。

服务抗疫有:网络服务(包括微服务,讲座视频,电子书推荐),疫情通报(专业辟谣),知识普及,心理疏导,数字阅读,阅读推广,信息推送,制度消杀,无接触服务,预约到馆。资源建设(及保存文献(抗疫记忆),如上海图书馆抗疫手稿收藏和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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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LA 主席克里斯汀·麦肯锡和秘书长杰拉德·莱特内于2020 年 3 月 23 日发表了关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对全球图书馆界影响的声明:

肯定各国图书馆为 控制疫情选择暂时关闭或缩减服务的做法

鼓励图书馆扩展数字馆藏,为人们获取在线资源以及疫情相关信息提供更多支持

呼吁各国图书馆协会为会员提供疫 情防控资源、在线培训和决策支持

鼓励各馆讲述自己的 故事,提供新冠肺炎疫情相关文献的开放获取,支持学术出版物和文章的远程访问

IFLA在行动:

推出“IFLA 与 COVID-19”常见问题解答网页;

“COVID-19 与全球图书馆界”网页,频繁发布各国图书馆闭馆情况和疫情期间服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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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行业的应急响应堪称优秀,专业服务的跟进也是非常及时的。但是对我们的服务能力实际上做了一次考验。

这次疫情当中也是有很多的行业,一方面受到了冲击,有一些行业异军突起。例如相关阅读网站、cnki等都推出相应服务,效果比图书馆好。迪斯尼的影视服务在疫情期间的注册量翻了一番。疫情来了之后,使符合发展趋势的业务一下子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跨越式的发展。我们国家像网络会议、在线教育等也增长不少。

而来自于图书馆的数字服务其实就是堪堪可用。高校图书馆相对好一些,公共图书馆其实还没准备好,从资源建设到服务,都有点捉襟见肘、仓促应战。

所以总体的结论是:数字图书馆转型尚未成功,目标不明确,服务不成熟,效果不明显,现在又面临智慧化图书馆的新一轮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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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不确定性,情景规划成为一种重要能力。把对未来的预测

不确定性像国外最近有很多MBA课程,他们从911之后非常重视复苏力(Resilience)这个概念,就是通过多样性来抵御突如其来的灾难。不确定性非常强的情况下,我们怎么样做出预测、做出判断,那就需要灵敏,需要敏捷,需要身段柔软,需要增强复苏力,为变化做好准备。他们有一整套的方法论,应该成为我们专业教育课程的一部分,也是数字素养的一部分,也是领导力的一种体现。特别是对馆长的培养,就是要培养在不确定性情况下,怎么样做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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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A年初做了一个趋势调研,按照STEEPED框架总结了42个趋势,每一个趋势对图书馆都有一定影响。

其中很多是我们没有注意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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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的问题来自于专业的疲软。

1.图书馆学的去职业化是必须的(吴丹的论文),否则学科理论很难建立起来。但图书馆要不要去职业化?取决于图书馆实践有没有特殊性。职业是社会分工,专业是科研和教学的学科门类,职业不等于专业,图书馆的职业培训并不是以图书馆学的存在为前提的,没有图书馆学照样可以有图书馆职业培训。图书馆职业需要的知识技能是综合性的,目前这些知识技能越来越没有特殊性,所以图书馆学教育就开始迷失,图书馆实践可以不要图书馆学专业的毕业生,图书馆专业毕业生也希望就业面更加宽泛。

2.因此我们现在谈论更多的并不是图书馆作为一个职业的问题,而是图书馆学作为一个专业的问题。图书馆从一开始作为一个专业的基础就是不牢固的,现在就更不牢固了。这里主要原因是作为图书馆学学科立论基础的基础理论一直没有确立起来,不能解释图书馆活动和现象,不能明确图书馆的核心内容和核心能力,不回答为什么的问题,以及怎么看在数字时代的图书馆的问题,而只关注怎么做的问题,很多图书馆学院是把技术、方法、技能作为主要内容进行教育的,特别是成为信息管理学科之后,这就走偏了,图书馆自然就找不到安身立命之地了。图书馆有没有专业性也应该是图书馆学理论要回答的重要问题。

3.这样就很清楚了。图书馆不需要图书馆学专业的毕业生,并不是图书馆的问题,根本还是图书馆学的原因,这是之所以我很赞成程焕文教授认为图书馆学教育应该回归本源,但大学及研究生教育毕竟不是职业培训,这个本源已不是过去的本源,必须透过现象看本质,这个本质是知识的传播,而不是文献的管理,其载体形态和方式发生了深刻彻底的变化,我们不能死守着传统图书馆那些东西,不适应环境也是会死翘翘的,所以图书馆学应该高瞻远瞩,这个高瞻远瞩包括了解决指导图书馆向何处去的问题。

4.图书馆学相关专业改名本来并不是很大的事,专业与职业是不同的,专业名称怎么改,职业也是可以适应的。但中国有重视名教的传统,还有教育行政管理部门一刀切和资源分配的逻辑对专业发展的决定性问题(学科目录和学科建制),带了很多感情色彩,这就把问题复杂化了。我们有很多年轻学者过于看重所谓的学科地位和职业前景,对于专业的讨论“烟火气”太重,这也是需要注意的(西北大学陶俊)。

吴丹, 徐爽, 李秀园, 董晶, 樊舒, 桂丹云. 近十年我国图书馆学研究中的理论使用分析[J].图书与情报, 2019(06): 041-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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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学科发展趋势,我有以下四个判断:

知识服务:从载体到渠道都在变化

专业的危机我觉得我们做的远远的不够,主要是你要看到我们这个专业,它的对象是文献,当然肯定不是图书了,文献已经很古老了。那么现在又说是数据了,这个行业的变化,实际上就像以前这个马车行业,你认为它是交通运输行业,还是器具生产的行业。你如果认为它是交通运输行业的话,那么自然就会过渡到以汽车为主的交通运输。就是你要透过现象看本质,那么我们实际上要和知识捆绑,我们知识服务这个角度来看,从载体到渠道都在变化,我们从载体,因为文献它是记录有知识的一切载体,那么我们都统称为文献。那么文献它是知识和载体不可分割的。

媒体变化:融媒体运营成为必然趋势。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听书,那些办卡的人一年还要花钱,我们免费都没人看,他们为什么会去办卡?实际上他就是方便,他偷懒。他就觉得

听书听一刻钟到20分钟就把一本书听完了,然后他觉得有价值,他再去买一本,买回去他可能永远不会看,但是这样就增加了这个图书的销量。融媒体、多媒体的运营将来肯定是必然趋势。视频和音频的接受程度,特别是5G来了之后,图书馆传统的以文本为基础的服务,以文本为基础的一整套的产业生态和产业链,都是面临挑战,都是会变化的。所以这个问题非常严重,我们在5G时代怎么样创新我们的服务很成问题。

阅读推广:不得不为而大有可为。这是我们学科和职业的一个新的生长点。

能力培养:专业教育与职业需求相背离。所以我们需要更多的素养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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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想把华东师范大学黄纯元老师的两段话在这里再跟大家回顾一下,第一段是1984年说的,第二段话是1996年说的,已经过去几十年了,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走出这个怪圈,还处在这样一个过度的变化的状态当中。实际上第一段话他就揭示了,当时我们刚开始进入新的时代,1984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改革开放,当时市场经济开始提出,然后他说知识就呈现两种矛盾的状态,一种是知识很有价值,我们搞知识的人就应该发财,但是同时我们又很失落,我们“受到与未来相碰撞的震荡,也许我们将踏着浪潮迈进,也许我们被消解、分解、替代”,他当时就是这样说的,实际上我们现在还处在这个过程当中。

然后第二段他说信息化、技术,这里我觉得有两个提示是非常有意思的,因为当时华东师范大学提出“社会知识交流论”,希望通过这个理论来解释我们图书馆的这些现象,在数字时代怎么样做得更好。那么他就提出了“从文化制度功能上来分析图书馆的本质,避免早期功能主义的交流理论蜕变为技术决定主义,反对用求解代替求知的急功近利的研究风气”。其实他提出的这些问题,我们实际上都掉到这坑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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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领导者的必备能力

未来领导者的必备能力我觉得不光是我们这个学科的,就是经过了这次疫情之后,更加就提醒我们需要:

多元化、复苏力和敏捷性

(2)预测并应对变化的性质和速度 

(3)领导力、协同力和复苏力 

(4)在复杂、混沌和混乱中游刃有余 

(5)激励他人树立愿景并迎接挑战的能力

其实就很早就有人说了,网络时代变化太快了,我们教授知识不如教授能力,但是我们的教育还是以教授知识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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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五大能力掌握四大技能

作为信管学科或者作为图书情报档案一级学科,我们的核心能力应该体现在四大能力和四大技能的培养方面

搜索和学习能力;

批判思维、计算思维和设计思维能力;

预测变化与情景规划的能力;情景规划是一种战略方法,他就是把现在的一些变量和未来的可能性相挂钩的一种能力,它有一整套的培养方法。

知识变现/赋能的能力。我们图书馆是赋能的。

那么四大技能就是这里是提的4个问题:

(1)如何引入并管理变革?

(2)如何形成共识和并培养责任感?

(3)如何培养技术理解力并发挥最大潜能?

(4) 如何在数字孪生中领导与协同?

数字孪生就是两个世界,同样的物质世界、同样的数字世界,有一个同样的世界,在两个世界当中都要互相参照,然后在那里模拟,然后影响这里的决策等等,都要能够领导和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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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疫情时代”是一个挑战大于机遇、变化多于确定、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时代,原本的趋势将加速变现,原本的裸泳将最终现行。

图书馆学需要尽快找到自己的内核,更多地与实践相结合,以职业的使能者而不是革命者姿态出现,最终通过与知识内容的捆绑而不是与载体形式的捆绑,获得持久的复苏力。赋能社会是学科和事业长久立足的关键价值。

阅读的未来

能不能告诉我,你最近一次去图书馆是在什么时候?

中学?大学?某次路过?

没关系,不用为没去过图书馆而感到内疚,你可能根本就找不到它。目前在中国每 47 万个人才有一个公共图书馆。如果你碰巧还有一张「读者证」的话,那么真的要恭喜你了,你属于「百里挑一」:每 130 个人当中才有一个。

全民阅读调查统计显示,我国每个识字公民年购书经费约在 30-40 元,除去教科书教辅书,其中真正购买「图书」的花费不足 10 元;被调查者自述年阅读图书一般在 4-5 本。从图书馆方面来统计,全国公共图书馆人均年购书经费 0.5 元;全国 2762 个县级以上公共图书馆收藏了 4.8 亿册图书,人均 0.39 册;服务了总人口的 0.8%,即 1062 万持卡读者;年借阅图书 2.03 亿册次(2005 年),平均每个读者每年看书 19.11 本。

而美国,每三个公民就有两个是图书馆的持卡读者,平均每人每年去图书馆7次(年接待人数 22 亿),图书流通率相当于美国人口的近五倍(14 亿册件)。在英国,每一万人就有一所图书馆。

这些数字说明,我国远远算不上一个图书馆大国或者读书大国,但图书馆的读者却都是读书狂人。公共图书馆成了极少一部分自己买不起书,却酷爱读书的公民的乐园,它用了极少的社会投入,获得了极大的社会效益。

与此同时,我们所处的时代又是一个信息泛滥的时代,人们每天一睁眼,就被「信息污染」包围,始终处于「被阅读」、「被轰炸」的状态。书店里坐卧横斜人满为患,地铁里嘻哈一族捧着 PSP、手机看小说,「起点中文网」的崛起标志着网络阅读财源滚滚,出版界为 Kindle、电纸书而疯狂,手机报正在兴起,3G 厂商也已推出多媒体阅读概念……,未被「娱乐至死」的电视媒体所终结的印刷王朝,几乎已经无法在数码网络时代继续苟延残喘。

这一切说明人们并非不喜欢阅读,社会也并非不需要阅读,而是阅读正在转型,阅读也需要重新定义。

在这个过程中,传统的图书馆正在 OUT。

数字图书馆正在兴起。

数字图书馆:不再有「书」的图书馆

前国家领导人李岚清在 1998 年 10 月 2 日视察国家图书馆时指出:「数字图书馆是图书馆的未来」。这当然不是他本人的研究成果,而是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随着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国防部高级研究署(DARPA)和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巨额资助数字图书馆研发之后,国内连续数年不断学习、消化、试验、讨论,形成的一定程度上的共识。

然而,对于什么是数字图书馆,可以说至今还没有给出能够得到大家公认的定义,或许我们只能让「数字图书馆」的未来发展自己来定义。

什么不是数字图书馆,倒是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公认,这种公认与人们的常识有一定距离:通常认为的「数字图书馆」,一般是指印刷的图书经过扫描数字化、变成「电子书」之后,在网上提供在线阅览或下载服务的网站。这恰恰不是「数字图书馆」的主流,至少不是数字图书馆的理想形式,最多只是一种形式而已。电脑科学家甚至认为「数字图书馆」与现在的图书馆没有多少关系,它只是因特网上海量信息的一种结构化存在形式。

不过目前这种「山寨」数字图书馆概念充斥了主流媒体,从而在人们的大脑中形成了认知惯性。这应该都是「图书」这个名称惹的祸。2006 年美国 OCLC 的调查表明,社会大众对于「图书馆」的认知,是与「图书」这种形式紧紧捆绑的,这种捆绑有利有弊,「利」在于赋予了图书馆一种实在、永恒的特性,一想到图书馆,总是巍峨的大厦,无尽的书架和人类所有的知识;「弊」也显而易见,随着传统「图书」的消亡,图书馆也将无可避免地走入历史。数字时代,一切皆有可能。

其实图书馆只是通过「图书」,最终与「知识」达成捆绑。「图书」(包括期刊、报纸等传统纸媒读物)这种载体形态及其所造成的阅读习惯是印刷时代的产物,知识一旦数字化之后,内容与载体就彻底分离,编码与形式得以彼此独立,任何内容、任何媒体,还原为电脑可处理的 0 和 1,一下子就「人人平等」。对于图书馆来说,只是知识的载体形态发生了变化,知识的内容并无发生改变,图书馆收藏、保存、传播知识的职能并未发生变化。

因此,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图书馆开始收藏光盘,后来是越来越多的文摘索引数据库和全文数据库,数字媒体在图书馆的采购比例越来越高。目前,国内外一些研究型图书馆采购数字资源的比重最高可达订购经费的 80%。由于检索、传递和使用的方便性,数字资源的利用率更是远远超过传统资源。

资源的数字化对图书馆的业务流程和服务方式造成了重大影响,对图书馆员的素质要求和工作内容也产生了巨大变化。一个直接的影响就是,图书馆员必须自己首先具有相当的电脑技能,克服「信息鸿沟」,才能帮助读者,提供必需的服务。目前我们正处于由传统图书馆向数字图书馆过渡的时期,「复合型图书馆」就是为在这个特定时期、传统资源与数字资源混合的业务和管理模式提出的一个新的概念。

「图书」等传统载体形态,随着出版行业的彻底的「数字化」,成为数字化信息内容的一种输出形式。因为将来的绝大多数信息都是「Born Digital」的,先有数字形式,再有物质形态,而不是相反的先有传统出版,再进行数字化。而且由于传统图书的材料消耗和工艺流程所造成的高额成本(相对于数字拷贝而言),「印刷」将成为一种「贵族」消费。现在的图书必然是将来的「古籍」和艺术品,按需打印的图书也会进入奢侈品的行列。

数字图书馆就像一台大熔炉,所有的数字信息都可以在其中煅烧、冶炼,然后水银泻地一般,通过覆盖世界各个角落的互联网传播开去。大众阅读将彻底碎片化、多媒体化、动态化,任何手持设备都能够显示内容,电脑可以在任何时间、地点、瞬间将任何内容,在全球范围内,以任何载体、形态、格式和体验传输给任何需要它的「读者」。

这就是未来的数字图书馆。

数字图书馆:时势造英雄

与「图书」捆绑的图书馆最终将会为图书陪葬,与「知识」捆绑的图书馆,才能独立于知识形态和载体的变化,不论信息技术风云变幻,继续实践图书馆「收集保存、有序组织、知识交流、休闲娱乐」的社会职能。图书馆的社会职能可能会随着社会分工变化和替代行业的出现而发生重点的转移,但是无论如何,作为一种保障民众获取知识与信息的公平权利、消除知识鸿沟和信息鸿沟的公益性社会机构,无论是实体的还是虚拟的,纸张的还是数字的,其职能是永恒的。

如果我们把「无纸社会」作为传统媒体向数字媒体过渡的一种象征的话,真正的「无纸社会」只是一个无限逼近的目标。历史上媒体的变迁很少有直接替代的情况发生,更多的是由于功能被新的媒体所替代而造成使用方式和习惯的迁移,老的媒体通常能发掘出新的用途,或者以前的次要功能发展成主要功能。

美国伊利诺伊州大学厄本那—香槟分校的兰开斯特教授分别在 1978 年和 1982 年写过两本关于未来图书馆和图书馆员的书,预言无纸化社会将在上世纪末到来。1999 年他老人家对他的预言进行了反省,提醒人们技术的发展会带来对人的忽视。其实技术的发展总有个过程,电脑科学和网络技术一直在向更加人性化的方向发展,可视化、虚拟现实、穿戴电脑等都是近年来最前沿的技术,上世纪七十年代兴起的人工智能研究虽然是失败了,但记载了科学家的努力,Web2.0、语义万维网更是技术以人为本的证明。技术到底还是为人服务的。人的贪婪总是会对技术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归咎于技术,只能是人的无能和无知,也是把技术异化了的表征。有人根据兰老的反省仿佛见证了兰老的愚蠢,认为他的预言的破产就是信息技术的破产,并举例说「无纸社会」实际上用纸更多了。

真是这样吗?预言家们只不过性急了一点,无纸社会尚未到来,但纸张作为一种印刷媒介和信息载体,已经不再具有主流媒体和知识传播的作用,不再具有大众媒体的地位,而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数字媒体、网络传播将成为主导方式。

印刷取代手抄,报纸取代公文,电视取代广播,电话取代电报,电邮取代信件……历史上这样的故事发生过多次,但是当前的数字化浪潮恐怕只有印刷术能够相比。我们正在经历一场由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的人类社会的整体变革。能源、生物、材料和信息四大决定人类未来的发动机中,到目前为止,还只有信息革命率先取得了突破。

目前全球的网民已超过 16 亿,我国约占五分之一,更有手机上网用户1.55 亿。这个媒体迁移过程,随着我们一两代人的更替,可以自然完成。现在的网络一代,眼不离屏幕,手不离键盘,一天可以泡网十几个小时,出门也不忘带着上网手机。网络就是他们的江湖。对他们而言,任何东西,只要网上没有,就不存在。书本基本上是个负担:书包是每天的负担,买书有金钱的负担,读书更是扼杀青春的负担。偶尔街头买一张小报,或时尚杂志,一般是为了心理需要,或者可以当个坐垫。

如果我们把人类历史的坐标尺度放大,自上世纪下半叶开始的信息技术革命已经是快如闪电了。我们生活在一个一切都按照指数级发展的时代,现代人一年中所获得的信息量,是 19 世纪一个英国普通人一生所获信息量的总和,而目前每年新增的信息量,又是过去 5000 年人类信息的总和。历史上还没有哪次新技术革命,能够给人的生活,在一个人有限的一生中带来如此剧烈的变化。

工业文明的印刷技术带来了图书馆的第一次复兴,数字时代必将带来下一次复兴。人类探索世界、追求理性的天性赋予图书馆以基本精神,这些精神随着知识的丰富和理性的进化而不断发展,即存在于图书馆收藏和整理的知识中,也浓缩和积淀于图书馆的精神和理念中,归纳起来,图书馆的基本精神就是知识自由的精神,图书馆的服务理念就是平等无差别和免费服务。现代图书馆的贫民化和开放运动、美国钢铁大王卡内基对公共图书馆的塑造、当前学术领域的开放存取运动等等,这些东西不会随着技术的进步、服务手段的提高以及图书馆形态的变化而变化的。这些理念和精神是永恒的。

这就是现在图书馆行业面临的信息环境,也是数字图书馆应运而生的土壤。图书馆的理念、价值和运作模式独立于它的形态和内容,就像印度图书馆学家阮冈那赞所说的,图书馆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有机体。其最大特点就是适应性,在任何环境下,都能够调整自己,复制自己,发展自己。

数字图书馆:存取人类所有知识

1849 年,英国考古学家莱尔德发掘了迄今确知的最早的图书馆——亚述巴尼拔图书馆,发掘出近三万块泥版文书。这座公元前六世纪的图书馆却不是最有名的,只是由于泥版文书的特殊性,使其免于战火,保存至今。而大大有名的,只限于文献记载的、比它晚 400 年的古埃及亚历山大图书馆,却成了一个永恒的传奇。

以羊皮书和纸莎卷为主要收藏的亚历山大图书馆命多劫难,两次毁于战火,以至于其宏富的收藏和辉煌的历史只能散见于文献,据说其最多时收藏有 50 万卷各类手稿,是由数百位「誊写员」(当时的图书馆员)日夜不停地抄写得来的。最使这座图书馆文明的是它的收藏理念:穷尽人类的所有知识。

从这一点来讲,谷歌就是现代的亚历山大图书馆。谷歌昭告天下的使命是:「整合全球范围的信息,使人人皆可访问并从中受益」(To organize the world’s information and make it universally accessible and useful),这与 2001 年 2 月美国信息技术咨询委员会(PITAC)向布什总统提出的报告《数字图书馆:实现对人类知识的普遍访问》(Digital Libraries: Universal Access to Human Knowledge)如出一辙,甚至可以认为,谷歌就是在干未来图书馆的活。

谷歌与图书馆和出版商合作的谷歌 图书搜索计划目前已提供 700 万种数字化图书的在线服务,很快会达到 1000 万种。这批图书最早来源于五家图书馆:密西根、斯坦福、哈佛、牛津 Bodleian 四个大学图书馆和纽约公共图书馆,仅这五家图书馆的藏书就高达 1500 万种。谷歌打算投资两亿美元,在 2014 年前完成这个数字化项目,据估计最后可能远远不止。据说人类目前保存的图书总数一共也就一亿种左右,对于谷歌来说,把它们全部储存起来似乎不是什么遥不可及的事情。

随着 2008 年 10 月谷歌就其扫描的绝版书与美国出版商协会和美国作家协会达成赔偿 1.25 亿美元的和解协议,谷歌几乎就是拿到了合法的扫描人类所有图书的执照。即便该和解协议覆盖范围极其有限,这个模式也为将来处理同类纠纷提供了参考。当然没有多少人能够出得起谷歌开出的价码。谷歌建立了一个无比巨大的图书分销零售平台,凭借其所向披靡的搜索引擎和其它技术优势,将内容重新标注、索引、组合,并扩展到期刊、报告、会议录等传统学术出版产业中,甚至可以进一步与新闻、多媒体行业进行整合,而在整个内容产业中攻城略地,依靠其平台和商务模式,左右整个内容产业链。

现在谷歌的战略布局虽然初现端倪,已经很难有实质性抵抗了。由Internet  Archive、微软、雅虎等组成的开放内容联盟曾经也想在这个领域分一杯羹,但在扫描了 75 万册图书之后,微软还是放弃了该计划。当初微软的决策似乎是出于与谷歌竞争的冲动,与 Internet Archive 的合作也使其变成纯粹烧钱商务模式。其它类似的数字化项目还有中美百万册图书计划、古登堡数字图书馆计划和美利坚记忆数字图书馆项目等,从规模上和技术上不能跟谷歌图书搜索计划相比,只能算是实验性或示范性项目。

当然一家通吃的局面是很难出现的,亚马逊公司凭借其 Kindle 阅读器一鸣惊人,通过终端的标准化,打通整个产业链,打造出一个电子书零售市场,其商务模式有模仿苹果公司 iTunes / iPod 之嫌,但依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该领域还有索尼等公司加入战团,实力不可小觑。

与「数字内容」的生产、组织、发布、服务相关的公司还有一类,就是像「盛大文学网」这种原生数字内容平台公司,他们与传统出版行业的竞争看起来是最激烈的,互相渗透,抢夺地盘,但是这个战场最多只是局域性的,而且其商务模式目光短浅,很难打造起真正的行业平台。真正具有战略意义的,能够左右整个数字内容产业的应该是谷歌、亚马逊这类野心和实力并举、掌握了各类数字内容分销平台和渠道的公司。

图书馆在这场大战中尽可以采取坐山观虎斗的策略,谁赢谁输都没有坏处,行业整合了、科技进步了,图书馆可以更好地实现其固有的职能。要知道任何企业都是有其生命周期的,据说目前存世的最长寿的企业,是传了 40 代,已有 1400 多年历史的日本大阪寺庙建筑企业金刚组,西方最古老的企业为法国葡萄酒世家 Château de Goulaine,已超过千岁了。然而正如前文所述,图书馆至少已有 2600 多年的历史,再强大的企业,存续再久的企业,也无法跟一项公益性的事业相比,尽管可能干了与图书馆相同的工作。

图书馆作为知识中介的功能,可能会被商业化的服务逐步取代,然而图书馆作为保障知识自由和平等获取的机构,其真正覆盖的应该是无法获得商业化服务的人群,任何时代都有这样的人群,以逐利为目的的企业总有服务的盲区。另外,图书馆尚有「保存、组织、交流、娱乐」四大职能,是任何私有企业无法完全覆盖的。

数字图书馆的前景风光无限。

未来的图书馆:随需而变,无所不在

图书馆事业的不可取代性,并不是图书馆可以不思进取的理由。行业的兴衰成败,背后可能的原因比企业的开停并转要复杂很多,但并不是没有前车之鉴。图书馆不管有多少职能,只要不能继续吸引读者,它的前景就堪忧。因此图书馆面临的挑战还是十分巨大的。

建设数字图书馆并非不要场地,不要空间。自古以来,图书馆都是人们交际聚会的场所,近年来更有「城市的起居室」、「市民的书房」等称谓。数字图书馆只是指它的资源是数字化的,设施是围绕数字化资源所配备的,从功能上说,它依旧是城市或社区的信息中心。

图书馆发展「信息共享空间」和「学习共享空间」,甚至「Idea Shop」,正在成为公共图书馆和高校图书馆的潮流。你如果去一个社区图书馆,可能看不到成排的书架、报栏,倒是有不少沙发、茶几,以及零星的电脑和散落各处。这种「共享空间」的理念就是,综合图书馆的各种资源、设施和能力,以人为本,向读者提供所有可能的服务。每一个「共享空间」可能都是个性化的,就像每一所星巴克的布局都不一样,但他们提供的服务和体验是一样的。

将来你可能会见到环境优雅,音乐幽幽,提供咖啡茶点,可以免费上网的社区图书馆;或者接受专题资料预约,提供投影等会议设施,到处都能无线上网的图书馆阅览室供您在需要的时段使用;如果需要专业的参考馆员陪伴协助,也可以预约。

当前制约图书馆提供数字资源服务的还有一个重要障碍,就是版权。传统图书馆提供纸本图书、期刊和其它馆藏资源的借阅、复印,有行业规范(例如每次复印不超过一本书的三分之一之类),属于「合理使用」范围。但数字资源由于拷贝和传播的便利性,一下子就无法「合理使用」了,许多限制不能充分发挥数字资源的优势,使得许多公共图书馆在数字资源的服务和提供方面十分被动,利用率很低。

图书馆的存在本来就是对于版权制度的一种调节和弥补,是平等获取知识的一种保障。从经济价值上来考量,目前图书馆购买力大约能够占到全部出版市场的 5% 左右,虽然不是举足轻重,也能算相当可观。本来这一部分投入就是应用于没有能力购买出版品的广大「长尾」读者,他们是出版市场的无效用户,这些没有市场价值的用户的阅读需求由图书馆这种制度设计来满足,公共资金(或捐助资金)购买的资源或服务实际上对于出版市场来说是额外的收入。数字出版其实也是如此,当然长尾用户的需求不一定通过图书馆来满足,但是图书馆肯定是一个拾遗补缺的、不可替代的渠道。对于如果数字资源不能通过公共图书馆进行提供,其就会丧失保障信息获取自由的职能,走向「博物馆化」就是个时间问题了。对于研究型图书馆和大学图书馆来说,一般对于开放存取具有本能的冲动,因为本身其所属机构就是学术出版的最大生产者,自己生产的知识,再通过商人的渠道,附加很多利润,再卖给自己,本身的商务模式就有许多荒谬之处,这些机构的联合所形成的购买力也是一个谈判筹码。相信进过不屑的努力,图书馆在数字资源的合理使用方面能够探索一些新的模式。

大学图书馆和研究型图书馆在向数字图书馆的过渡方面更有积极性,欧美国家已经认识到图书馆在数字时代亦然是教育和科研的基础设施,因此花巨资研究数字仓储、数字资源的保存、组织和利用问题。数字图书馆通常有两张面孔,除了现实中的古典庄重巍峨的大厦之外,通常在虚拟世界里也具有「课件中心」、「数据中心」、「学术信息中心」及「交流中心」等职能。无纸图书馆(E-Only)将在这两类图书馆中率先实现。不仅如此,这类数字图书馆将利用各种技术,将资源入口和服务「嵌入」到用户(通常是教授、研究人员和学生)的信息环境中(例如做成桌面工具、浏览器插件、工具条等),从而更加虚拟化而真正「无所不在」。

十年内可以弯折的电子纸应该能够得到商用,电子墨水技术在灰度级别和色彩深度方面已经能够超出普通人的需求,翻转速度能够应用于基本的视频播放。「电子书包」(即存储有所有教科书和教辅书的可写电脑)的普及可能会更快一些,电子书会也像 MP3 一样大行其道,这些载体在感官舒适度方面甚至会超过目前的普通纸张。所有这些变化将给新闻和出版行业全盘数字化提供巨大的市场动力,人们获取新闻和学习知识的习惯也会发生重大变化。

图书馆作为一种实体空间的作用和作为一种虚拟知识传播机构的功能将会彻底分开,实体机构的图书馆依旧作为公民知识生活的中心,而虚拟的知识传播通过各类渠道和设备(例如利用无所不在的「云计算」环境)而变得「泛在」,图书馆通过网络提供大量的信息服务,但是你可能丝毫都感觉不到它的存在。

由于数字化造成的媒体融合,许多大型的图书馆或图书馆联盟同时会扮演出版商和资源服务商的角色,向产业上下游同时挺进,特别是那些有独特资源或者能够提供深度信息咨询服务的图书馆(如议会图书馆和研究型图书馆等),一方面成为知识的出版者和发布者,另一方面依靠新型电子报纸、电子书或手持设备,提供更为专指的内容分发业务,因而也可能兼具一定的媒体角色,但是这类图书馆可能为数很少。

图书馆行业现在正处于历史上独一无二的阶段,原先的产业链已经松动、断裂,新的链条尚未建立、成型。图书馆在社会中所承担的职能虽然没有本质的变化,但角色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图书馆不再仅仅是伫立于街角等待别人上门的一栋大楼或者几个房间,而是人们电脑桌面的一个图标,手机上的几个应用,Kindle 上的一个帐号,等等。图书馆的服务流程与人们的学习生活密切相关,同时图书馆事业作为一个整体,依旧支撑着人类所有的知识记忆。

英国哲学家波普尔曾经做过一个著名的「思想实验」:如果地球遭到毁灭,我们可以依靠图书馆中保存的人类记忆,花费一两代人的时间,重建整个人类的文明。而如果图书馆也遭到毁灭了,人类将重新进入一个漫长的文明重建时期。我由此推理,由于数字图书馆的存在,我们重建人类文明的时间将大大缩短,甚至就像恢复备份一样容易。

(本文写于2010年初,Apple4.us约稿,目前该网站已不可考)

开放科学与开放创新——中国图书情报机构的责任(访谈)

以下是《竞争情报》杂志在SCIF&ICSTI2019(2019竞争情报上海论坛(SCIF) 暨国际科学技术信息理事会(ICSTI)年会)会议前夕对我进行的访谈初稿。

问:这次论坛的主题是“开放科学与开放创新”,前者和后者的主要区别是什么,他们之间又有怎样的联系?请问主办方希望通过这个主题向与会者传达怎样的理念?

答:开放科学是指科学研究的各个环节和科学交流越来越向公众开放的一种趋势,是一种科研方法和模式的变化。其动力一方面来自科研本身:科研事业越来越复杂,当前已进入“第四范式”阶段,即数据驱动型科研阶段,各个过程环节的成本越来越高,越来越需要协作。另一方面也来自社会:科学门类越分越细、越来越专门化之后距离大众生活越来越远,科研事业一直是依靠公共资金推动的,需要更多的宣传和普及,才有可能获得更大的支持。开放能够吸引更广泛的参与者,更利于推进科研过程,成果数据也更容易被发现和交流,并能降低获取成本,这是它带来的直接好处。通常认为,开放科学它包括开放数据、开放代码、开放方法、开放同行评审、开放存取和开放教育资源等各相关领域的开放运动,伴随有一整套原则和做法。其中开放存取(开放出版)、开放数据(及方法可验证)和大众科学(众包模式)是近年来谈论较多的主题。

开放创新则是指企业或机构组织有目的地利用各种知识流入和流出的方式加速创新的各种做法,相比于过去出于竞争的考虑,创新一般只能在企业和组织内部进行,而现在越来越强调利用外部资源或内外结合开展创新,这样常常更有利于企业创新速度和能力的提高。这一方面是因为单一企业越来越难以承受创新的成本和其它压力,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创新所要求的知识技能乃至特定的资源不太可能在机构内部获得。合作多赢的策略能够加速创新,对企业和整个社会来说具有更大的创新规模,能带来最大的好处。

开放科学与开放创新是针对不同领域的两个不同概念,前者是科研领域,后者主要应用于产业界和社会组织。但它们都是方法论创新甚至是对旧有模式的颠覆,都在更大范围内寻求资源和合作,都需要依靠科技进步,特别是在当今大数据、物联网和人工智能时代,用到最新的信息技术。另外这两者有一定的方法论体系。

除了作用领域不同之外,不同还在于:第一,他们的影响范围也不同:开放科学是指整个科研过程的开放,开放创新可以认为只是一种方法论的创新。第二,他们的衡量指标不同:科学研究历来使用都是公共资金,它通常以整个社会的效益最大化为目标,而开放创新常常是企业组织自身的要求,最终以获取多少利益为衡量标准。第三,他们所采用的基本方法也有所不同:开放科学采用的方法是非常全面的,与科研过程的不同阶段都有关系,随着科研第四范式的普及,基于数据的研究(数据密集型研究)已成为影响所有学科和整个研究过程的最大挑战,各门科学的研究都需要尽快转型和适应;而开放创新虽然有多种模式,但总体上都遵循Henry Chesbrough 在2003年提出的基本模式,即“走出去请进来”。

开放科学和开放创新两者又是密切相关的,有人说科研是将金钱转化为知识的过程,而创新则是将知识变现为金钱的过程。本次会议以这两个概念为主题,是想传达一个明确的理念,即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一个全面开放的时代,推动社会进步的最重要的两个发动机——科技和商业——都必须依靠开放,获取进一步的发展动力。科学本身就是一项需要不断创新的事业,采用了开放创新理念的科学研究就是开放科学。而且,开放科学的成果不一定就是论文,而可以是各类创新成果,成果的交流方式也已不再是线性的、阶段式的,而是交织的、渐进融合式的。同时,创新本身也是需要有科学方法支持的,开放科学包括很多分领域,如开放数据、开放出版、开放合作(包括开放方法和开放源代码)、开放教育等等,对开放创新也是一种思想方法的来源。评价科学进展和创新成果的方式与指标体系应该与传统方式不同,这方面也需要体现开放性和创新性。

问:谈及开放科学,人们往往能想到开放获取、开放数据、开放同行评审、开放教育资源等,其中开放数据是开放科学的重点,也是图书馆界实践开放科学的主要方向,正如您在大会上的主旨报告标题“开放数据与知识服务——图书馆助力科研转型”,在这方面图书馆有何举措和创新?

答:当我们说到数据,不同的人想到的是不同的东西,可能是文本、表格、图像、照片、公式、分子式、基因结构、科学图谱等等,科研成果中包括大量的此类数据,科研成果的主要形式——论文和报告,其实就是一种数据的集合,其本身也是数据。所有这些数据主要沉淀于图书情报机构的各类知识仓储中,这些又都是进一步开展科学研究的素材,也是开放科学首先需要开放的内容。

当今我们所说的数据,与计算机已经密不可分,大多需要通过计算机来编码、解码、解析、表示、表达、分享、引用、操作,以获得其含义并发挥其功能,所以它通常具有一定的“格式”,有时不能脱离其环境而得到解释(即解码或实现功能),其中蕴涵了我们对大千世界的认识,可以认为是一种模拟(即第三范式)。数据是未来计算机处理信息的主要形式,是企业机构知识资产的主要存在形态,也是科学研究第四范式(即数据密集型/驱动型科研)研究对象的存在形式和基本单位。随着计算机技术的进步和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机器处理的对象越来越高阶化、语义化、模型化,直接对现实世界进行模拟,而数据就是现实状态的映射。正如马云所言,数据技术就是IT技术的另一种新的名称。开放科学就是对新环境和新创新模式的一种适应,开放的对象主要就是数据,教育资源也是一种数据,代码也是一种数据,其他都是围绕这些数据的工具、方式、过程、模式等。

图书情报机构以提供知识服务为己任,在纸张时代是通过文献服务的方式实现职能,而到了大数据时代,则主要形式是数据服务了。图书馆最早的知识服务是以书目或文献数据库形式提供的,它们一直是科研数据的基础形式,也是最早的开放数据形式。但仅仅是书目或文献数据是远远不够的,随着数据技术的进步,提供深入到文献内容的内容数据,才能直接介入科研和创新过程,为科研和创新服务。开放数据之所以成为未来图书馆服务的重点,一是因为它与图书馆自身的转型有关,图书馆必须突破文献的藩篱,利用数据技术建立数据服务平台,从数字图书馆进一步转型为“数据图书馆”,这是未来图书馆服务的应有之义;二是因为它体现了未来图书馆的存在价值:必须为开放科学和开放创新服务,通过自身的服务,促成科研的范式转型,从而实现其自身的价值。应该说图书情报机构一直在努力,但实现这两个方面都不容易。

图书情报机构通过自身的数字化转型而助力科研转型的路径大致是这样的:首先在资源建设中根据用户需求突出数字化资源,使得数字资源占据更高的比例;然后通过各种技术平台和工具尽可能提供基于数据的服务,例如在数字人文和数据出版领域广泛采用的关联数据技术等;在此基础上通过各种分析挖掘技术使服务平台更加“智慧”,对图书馆而言就是智慧图书馆建设;与此同时升级检索发现平台为真正的服务平台,融入科研人员的科研和创新过程,并赋予开放科学和开放创新的要素和工具。整个转型过程需要图书情报机构不断进行流程再造和服务创新,例如探索增设新的部门和学科馆员、数据馆员、数字人文馆员等一线服务岗位。转型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咬定目标不断调整和探索。

问:除了开放数据之外,图情机构还可以做哪些开放科学相关的实践?

答:图书情报机构支持开放科学运动有很多方式,其中开放存取是最为主要的。机构知识库可以认为是开放存取运动的一部分,其他还有建立或维护学术交流平台,支持自出版、开放出版等,图书馆在其中都有用武之地,图书馆应该成为开放科学和开放创新环境生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另外图书情报机构开设创新/创客空间,普及科学知识,消除信息鸿沟,培育信息素养,涉及开放软件(源代码)、开放硬件等等方面,都可以有所作为,还可以在大众科学方面贡献力量,目前许多图书馆自身的工作(如知识组织、分类标注等)也开始采用众包方式,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可以说图书馆就是开放科学和开放创新的普及和实践基地。从这个角度看,各类图书情报机构都可以为开放科学和开放创新做贡献。

问:开放创新以企业实践为主,比如宝洁、谷歌、特斯拉、海尔等都是开放创新的实践者,在企业实践的主阵地,情报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

答:科技情报机构和一部分研究型图书馆通常需要承担为企业创新提供服务的职能。作为一种公共服务,帮助中小企业或初创企业获取信息,科技资源、数据、专利、标准、研究报告,各类技能培训尤其是IT(信息化)能力培训等,提供法律和金融信息服务等,乃至作为创业培训基地,都是目前很多图书情报机构正在做的,未来这些工作可以更多引入开放创新的理念与做法,加入到开放创新的洪流中去。

上海图书馆(上海科学技术情报所)陈超馆所长认为,图书馆转型提供创新创业服务的立意和站位应该更加高远,把自己作为创新创业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也即创新创业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创新创业活动提供便利条件。他进一步认为,公共图情机构通常是处在创新链、创业链的起点,可以与市场主体运营的创客空间、联合办公空间、孵化器、风险基金、产业园区等合作联动,成为营商环境的重要元素。公共图情机构完全可以最大限度发挥自身优势,主动积极地去服务“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问:图情机构的开放科学与应用与政府部门、商业机构的有何不同?作为国内唯一一家以图情合一为特色的机构,上海图书馆(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在实现“开放科学与开放创新”会议中传达的一些理念能发挥怎样的作用?

答:图书情报机构的主要任务是提供对知识的保存、组织和存取服务,帮助研究人员管理知识和创造知识,尤其是应对大数据时代对知识生命周期进行管理的各种挑战,也就从事全方位的知识服务。因此图书情报机构主要还是开放科学与开放创新的使能者,真正的主体应该是政府部门、科研组织和商业机构。

政府倡导开放是应有之义,首先政府信息公开就是一种必须。企业提倡开放是为了更大的发展。开放首先是一种态度,走向开放首先要从改变文化做起,改变目前以成果为导向的科研价值观,多管齐下,还应该注重培养兴趣、吸引参与、宣传推广、普及知识等,包括要关注基础和环境建设及系统性的政策制定,这些都是政府部门和商业机构可以做的。

上海图书馆(上海科学技术情报所)作为国内首家图书情报联合体,承担了全方位的信息服务,几乎包括了各种载体和所有方式,而且不仅为大众服务,同时也为科研和企业服务,因此开放科学和开放创新都是其密切关注的领域。上图情报所主持召开这次会议,以开放科学和开放创新为主题,主要是希望向与会者乃至整个社会传达这样一种理念:即面对未来一切未知的挑战,首先需要确立开放的心态,只有开放才能汇聚所有人的智慧,才能应对无限的可能性。图书情报机构作为知识的集散地、创新的使能者,也是所有开放运动能够依靠的智慧源泉,我们必须首先使自身开放,以开放理念和开放服务,融入到开放科学和开放创新的过程中去,反过来促成自身的彻底变革。

近期图书馆技术趋势

  1. 移动化:关注并尽可能提供移动服务
  2. 电子书借阅:尽早开展数字阅读,并统一服务政策,数字资源服务纳入绩效考核
  3. 数字馆藏建设:地方或特色数字资源建设
  4. 统一的资源发现:取代OPAC,把电子书及其它数字内容纳入到馆藏揭示体系中
  5. 逐步放弃传统的集成管理系统:采用基于云服务的管理系统
  6. 追身服务:学科馆员,随时随地
  7. 作为空间的图书馆:讲座会议展览沙龙培训diy创客创新活动空间
  8. 图书馆建筑布局:再一次藏用分离的趋势
又要讲趋势了。总结了上述八项,欢迎板砖。

在Springer电子书与图书馆馆藏发展论坛上的致辞

在Springer电子书与图书馆馆藏发展论坛上的致辞
20130418
众所周知,现代图书发端于1450年前后的德国。数百年来,它带来了知识的平民化,推动了人类记忆的存续,点燃了文艺复兴的火种,促进了科技的创新和两次工业革命,奠定了现代社会形态的基础,使科技能不断站在巨人肩膀上发展,使人类社会以一种不断迭代方式积累知识、创造财富。今天,我们越来越多的人相信,这种传统的、以纸张作为介质的图书正在走向它生命的终点,图书所负载的灵魂正在以数字化虚无缥缈的形式无所不在,而当你需要时候能够瞬间出现在你的眼前。
我们很高兴地看到,同样来自德国的Springer出版公司在全球顶尖的科技出版领域引领着这场变革。凭借其1842年创立的近两百年基业,以先知般的睿智和超越同侪的勇气,于上世纪末率先涉足网络出版,这其实是一场自我革命。可喜的是迄今已取得非常好的效果,在这场颠覆性的变革中继续稳坐钓鱼台。
现代图书馆是现代出版的受益者,同时也是整个出版生态中不可或缺的一环,肩负着为人找书、为书找人的永恒的职责。面对数字化变革的浪潮,图书馆行业虽能先知先觉、上下求索,为继续履行其天堂般的职责而奔走呼号,但却碍于其公益性质,势单力薄、步履艰难。在图书馆最需要与上游行业协力共进的时候,有很多出版社却设定了违背图书馆职业理念的所谓新模式,他们忘了,图书馆和出版社,既是利益分享、风险共担的伙伴,更是患难与共、唇齿相依的兄弟。
Spinger在这方面树立了一贯的楷模,它在获取商业利益、实现自身企业价值的同时,既帮助图书馆实现各项职能,又充分尊重图书馆倡导知识自由、信息无障碍以及人类知识的永久保存理念。它的电子书支持购买模式而不是只能租用,允许馆际互借,无复本限制,甚至无DRM,还提供完整的MARC记录供图书馆进行数据整合,它让图书馆真正感到得道多助、德者不孤。
今天Springer在这里发布又一款数字图书新产品,再一次把历史的厚重带到这浅阅读和碎片化阅读时代。我们怀着满腔的热情和极大的期待,祝愿Springer取得圆满成功!

本市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的定位与问题

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是一个城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有两个定位,

第一个定位:它是公共文化服务的最重要和最稳定的基础设施。它具有专业性和职业性。它的基础性反映在人口覆盖率、地理覆盖上和服务性质上。在国外称得上国际化大都市的中心城市,公共图书馆服务的人口覆盖率大约在60%-80%,地理覆盖有一个概念,叫15分钟生活圈。服务性质是普遍均等的保障性基本服务,一年365天,面向360行,同时它既是一个场所,又可以提供基于网络的不打烊的服务。体现了一种政府向人民群众提供的文化保障。

第二个定位:它是“开展全民阅读活动”的主力军。十八大报告第一次把“开展全民阅读活动”写入了党的工作报告中。图书馆生来就是提供阅读服务的,它的四大职能(保存、教育、信息、休闲)也主要是通过阅读来实现。它的阅读,包括老百姓的大众化阅读,以及为决策者和研究人员提供的专业性阅读服务。它通过阅读,也为社会的和谐稳定做出了贡献。很多人在其中寻找精神寄托,包括失业的,以及特殊人群。

据调查,目前国民阅读率大约是每年4.5本,而本市图书馆的持卡读者每年大约借阅图书近30本,凸显了图书馆的作用。

公共图书馆目前存在三方面的问题:

1、服务能级问题

上海市中心图书馆260多家分馆联网,全市有图书馆员2000多名,年流通量3700万册次,服务能力接近极限。但距离全市人民的要求还有距离。目前的办卡率8%,近200万读者,虽然全国第一,但还有提升空间。现在我们致力于数字阅读,希望实现转型发展。对上图而言最大的瓶颈在上图目前设施的老化和IT系统的陈旧,造成业务指标难有突破,阅读率难以提升。

2、可持续性问题

从长远看,体制制约和人才制约是两个绕不过去的坎。体制:目前仅仅从业务上的共建共享是不可持续的,行政体制上的总分馆制是行业的发展趋势,应可以逐步试点。

3、多元化服务问题。

作为研究型图书馆,必须提出更高的目标和要求,满足全市社会、经济、文化各方面各层次的情报需求,目前还只是满足共性的和大众化阅读的需求,研究型图书馆的功能还需要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