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档九月 2020

机器时代的人文主义:谁能评价?

外在与本质

2017年10月25日,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的“未来投资倡议”大会上,由香港汉森机器人技术公司(Hanson Robotics)制造的机器人索菲娅(Sophia)被沙特政府授予了公民身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受到政府认可的机器公民。这个看似作秀的举动其实蕴涵了一个巨大的跨越,必将成为一个标志性事件,标志着人与机器之间的界限正在被打破。是否意味着源自启蒙运动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受到了冲击?人类主体的范围是否应该重新界定?这些问题虽然还有待观察,但已经提上议事日程。

由此看来,对于数字人文而言,定义其为数字技术在人文研究中的应用(或交叉领域)已经远远不够了,人文学科的数字化发展只是其表象,人类数字活动的学科化研究才是其本质。循此方向发展下去,它不仅在颠覆传统人文,而且在创新数字人文。我们现在所认识按传统学科划分的数字人文,难道就是未来数字人文的最终形式?当一个异形的种子刚刚被注入人类体内的时候,你建立怎样的体检标准(即评价体系)都是荒谬和无济于事的。

载体与内容

当我们谈论数字人文的时候,我们通常谈论的是数字方法应用于人文研究,很少谈论人文研究对象本身的数字化形态,印刷时代的人文研究给我们造成一种错觉:似乎文本或文献就是所有人文科学的研究对象。

例如,哲学,研究的应该是思想观念,而不是概念文本;历史学,研究的是历史事实,而不是历史文献;文学,可以算是内容与形式统一的范例,但它并不是语言学;语言学,也不只是文本,而是音形义的交互作用。

这就造成一个奇特的现象:所有的人文学科在外人看来都是研究文本或文献的,而不是其所宣称的真实的研究对象。人文学者在研究时,需要把文本抽象还原成其研究对象本来的状态,这是在人文学者大脑中进行的动作,人脑就是他们的反应器,人脑的记忆衰减、任意联想以及不确定的多巴胺造成人文学者极端的浪漫性,而比较缺乏的就是科学性。这可以看成是印刷技术的局限。要知道传统的自然科学家除了看书之外,不对进行实验研究是不可能得到同行承认的,这也是爱因斯坦并没有因为其最伟大的发现—-相对论理论而获得诺贝尔奖的原因。而人文学者完全不必有此顾虑,这是所有人文学科、中国传统理论和民科都享受到的好处。

而当数字技术参与其中之时,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数字技术是可以把研究对象及其现象还原为真实对象甚至真实场景的,是可以基于数据进行实验的。这类似于人类发明了火之后,食物的种类大大增加,因为烧煮过程减轻了人类消化系统的负担,等于体外消化了大部分材料,于是人能够一举跃上了食物链的顶端。对于数字人文来说,不同学科的研究材料就产生了很大的不同,大家不仅烧煮的食物不同,连锅碗瓢盆过程方法都是不同的,你一看就知道哲学家可以用一种叫操作N-Gram的蒸锅进行观念史研究,而历史学家在调试各种佐料的刺激程度以获得不同的中心度指标,来取得人物之间的聚类关系。。。等等,从一开始他们的装备和本领就是不同的,因此到了数字人文时代,可以给不同学科的研究者设计不同的制服,王涛老师可以穿蓝大褂,如果他要经常走访遗址的话;而陈静老师更合适穿汉服或芭蕾舞裙,因为这样她的艺术研究更能激发人的想象。当然这些激动人心的丰富性也会给评价带来难以估量的困难。

模型与镜像

数字技术可以让我们在虚拟世界再造一个人文环境,跨越时空,以不同角度和粒度进行观察、模拟甚至操控。这其实是眼下最时髦的一项技术,所谓“数字孪生”,我觉得它在数字人文领域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一定能大有作为。

“数字孪生”能够给人文研究带来极大的好处,它并不只是让我们能够通过操控和实验,获得细致入微的因果规律,利用机器的“显宏”能力写出史景迁《王氏之死》这类史学小说,或者黄仁宇《万历十五年》这类远读的历史切片,或者帮胡适续完《中国哲学史大纲》;它同时也带来了很大的困惑,究竟怎样的模型(粒度与视角)才能满足不同学科的实验要求?同样的素材可以提取多种对象,每个对象也可以有不同的形态和版本。

这里正好有个例子。昨天我们吃晚饭【喝茅台】的时候有个会议正在举行:“用方法表达思想,历史书写的可能性”,不去说这样刻意的用词营造出一种模糊而暧昧的氛围,(的确能够勾起人们一探究竟的好奇心,虽然网络时代的标题党早已不这样操作。不去管他,)我们就来分析一下用什么方法能够表达思想?可以说我们当今的时代正在发展各种方法,不仅仅是印刷文本了。数字文本可以表达,数字图像可以表达,各种对象关系模型及其系统实现可以表达,任何信息媒体只要受信端能正确(或故意正确)地解码,都算是从认识论层面或多或少表达了思想,书写历史也是一种表达,不同粒度、不同角度、不同分面,尽管认识的模糊性必然导致表达或书写的模糊性,但这不属于本文的讨论范围。

我不知道历史学家或人文学者意识到当今数字技术所具有的能力没有?我们现在当然还没有做到大规模建模,为人文学者创造一个可以赖以实验的数字孪生出来,我们偶尔会受到指责,说我们的模型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我们也会指责回去,认为他们根本没有弄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以及是怎么做的,这是无法建立一个清晰的模型的。当然,是不是机器学习可以不必打开人文学者研究过程的黑箱,而直接模拟得出结论,有待于计算机技术的进一步突破。

对于评价来说,这种情况下我们如何评价,成果的取得是由于模型的精准、人文学者的顿悟还是机器算法的高超?现在都不知道。

现状与未来

我们可以做一个思想实验:当机器时代最终到来,所有的研究素材、对象、方法、过程、工具,都数字化了,我们的人文研究,还有必要冠以“数字”人文吗?

我们正处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时代,当所有的人文活动、素材和方法都依赖于计算机和网络之后,其实就无所谓数字人文了。就像纸媒时代我们不会说纸张人文一样。人文就是人文,它可能会改变形态,但本质永远是人性。普适的标签终究会失去意义。我们可以借助纸本文献研究传统人文,也可以借助数字媒体研究数字人文,或者用数字方法研究传统人文,这些都是数字人文作为学科的表现形态。而人文现象作为其研究对象,已经与数字技术融为一体,难分彼此了。

那么,我们数字人文的评价体系,到底是评价什么呢?

前提与假设

本次会议的主题是“数字人文的学术评价体系:定义与规范构建”

从主题中很容易看出出题者的雄心和先验假设。

雄心是:数字人文作为一种学术活动,目前尚未建立适当的学术评价体系,尤其是定义数字人文,并为数字人文构建学术规范。既然没有人做,那我们来做。

假设是:数字人文是一种学术活动,学术活动需要评价体系,数字人文作为一个学术领域是可以被定义的,也是可以建立学术规范的。

真是这样吗?

我有我的答案,但在这里我不想说。希望与大家进行开放式讨论之后我能思考得更加深入,因为评价的前提是需要建立一个领域知识的全景图。这里我只想对我们可能要进行评价的概念进行一些讨论。

定义与规范

什么是人文,什么是人文主义、人文精神、人文科学、人文学科,这些概念其实都没有得到清晰的解释,也没有形成共同的理解。这对于数字人文的界定和精确化是不利的。我们对这些概念进行过一些简单的探讨,今天时间有限,请参见我们的文章《数字人文的理论化趋势前瞻》。

关于什么是数字人文学科,人民大学曾下过一个迄今为止最大胆和清晰的定义,也是我最推崇的。

它说:

数字人文是计算机学科和人文学科交叉研究所衍生的一个新领域,它以涉及针对计算工具与所有文化产品的交叉领域为研究对象, 系统地研究数字与人文相结合的普遍规律和应用方法。具体来说,数字人文学科 以人文科学的基本问题为研究对象,以不断发展进步的信息技术和数字技术等为 主要工具,以数字资源构建、信息资源管理等数据基础设施建设为基础,以计算 分析和案例分析方法等为主要研究手段,通过建立描述学术活动理论、方法和功 能的框架以及各种类型的项目实践,探讨数字技术与人文科学跨学科对话中的方法、过程、特征和相互关系,以及数字人文作为一个整体与社会环境之间的互动与关联,并从中探索、归纳和总结出获得成效、提高效率的一般理论、方法和规 律,以推动知识创新和服务。

当下与终极

虽然我不认为当下有必要甚至有可能建立一个数字人文的学术评价体系,并为其建立学术研究规范,现在还为时尚早,理论体系尚无踪影,领域边界也未形成,学术团体此起彼伏,对话还不充分,学术共同体也在飘摇之中;评价对象、评价方法、评价目的都不确定,过早的评价可能限制其发展,而不能达到我们促进领域发展的目的。但我并不反对这样的探索,更不反对这样的会议能够开诚布公地把问题提出来,进行争鸣。网络时代制造热点通常也是一种很好的促进。

讨论什么不是数字人文以及什么是好的数字人文都是有积极意义的,能够起到引导作用;讨论人文性与研究难度是有一定难度的,但可以把问题引向深入。数字人文区别于传统人文应该保持概念的一致性和精确性,而且在寻求评价方法的同时自身就应该重视指标的可度量性。

当然学术评价如果剔除管理和功利的目的,其终极目的是促进学术发展,最终还是一个定性的事情,同行评议可能是不好的方法当中最好的方法。社会人文科学的任何定量模型,其最初量化数值的获取,都是模拟的、定性的。

启蒙与赋权

数字人文可能而且应该成为又一次人文启蒙运动,以数字工具的兴起为契机,以机器语言为共同语言,引导人们走出模拟时代的蒙昧、盲从、无知、教条、权威崇拜、奴性,以重塑更为普遍的人性、道德、美的理解和思想体系,为未来人类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形态提供解决框架。

数字时代应该进一步研究何为人性、何为人文,在面临数字技术的冲击下,哪些是解放人类并促进全面发展的必然趋势,哪些又是被别有用心的政客利用来奴役和控制别人的主张。其实评价本身也是一种特权。

数字人文的研究,必然带来后人文时代即数字主义和兴起。

我们当下所有评价的宗旨,是发展数字人文。而数字人文的最终目的,是赋予数字以人性,并因此而保障平等的数字权利。我们未来不仅生产数字,消费数字,因数字而喜乐,用数字获得财富,而且也会困于数字、累于数字,甚至被数字毁灭。

无论如何,现在已到了这样一个新的时代,我们可以喊出这样的口号:天赋数权。

“后疫情时代”图书馆需要怎样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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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高兴参加此次会议。

习总书记曾说我们正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疫情加上国际关系,恐怕应如李鸿章所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很多人认为这次新冠疫情是按下了暂停键,原有的迅猛发展嘎然而止,我们再也回不去了;也有人觉得是按下了快进键,认为这次疫情只是一个催化剂,加速了原本就开始的趋势。比尔·盖茨就曾经警告过疫情的大爆发,现在很多美国人还在用阴谋论来诋毁他。

2

我今天想利用30分钟左右的时间,讲一下我们对当下形势的判断,以及对我们这个职业将如何发展,如何培养合适的人才应对未来的局势。

我的报告分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回顾一下此次疫情是在什么形势下发展起来的;

第二部分想跟大家一起做个复盘,回顾一下此次我们是怎么样对付这场新冠疫情的。

第三部分推演一下未来的发展趋势以及它的影响。

最后第四部分探讨一下我们这个职业和学科面临怎样的挑战,应对挑战需要培养怎样的人才,以及怎样培养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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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们是幸运的,已经可以讨论“后疫情时代”了。但这场瘟疫远未结束,还没有到达顶峰的迹象,甚至还没有减缓的趋势。我们还不能置身事外。

现在(9月10日)全球已经2800万人确诊,90万人死亡,死亡率3.6%(万人口死1人)。(https://www.worldometers.info/coronavirus/)每天新增4-5万人确诊,一千多人死亡。

4

美国迄今已确诊655万,死亡19.5万人。

我们作为起始国,总共8.5万人确诊,4634人死亡(占5.5%的死亡率,百万人口3人死亡),与人口只是我们百分之一不到(千分之7)的瑞典大致相当(1千万人口8.4万确诊5783人死亡)。在总确诊人数中我们不到0.4%,死亡占0.6%,国际上都承认我们已经基本上控制了疫情,取得了成功。

所以我们感觉是很好的,应该尽快恢复正常,而不太能想到(或接受)新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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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我们是这场瘟疫中表现最好的优等生,我们与韩国等少数几个国家或地区一样,完全是因为采用了现代科技的结果,一个是大规模快速检测,然后就是数字技术普遍应用社会管理,例如跟踪人流,跟踪接触者,精准定位患者,大规模收治(方舱医院),健康情况/危险程度标示,社会动员和强制隔离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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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治、经济、人文社会和技术的四个方面(即采用PEST分析法)来看,这次疫情的发生,正好是处在全球化的逆流(即去全球化)刚刚开始时突然爆发。

从地缘政治角度来看:正值美国大规模退群,去全球化全面启动,去全球化首先表现为去中国化,因为中国的崛起带来美国的极度不适应。

从经济贸易角度来看:中美贸易摩擦升级为新冷战,隐藏危机。经济又开始有新的摩擦,暗藏危机,前些年又发生了好几次金融危机,这个经济的形势也开始产生周期性的波动,进入到低谷阶段。

从社会人文角度来看:人类在欲望驱使下高速无序发展,正在打开潘多拉魔盒,带来人文主义危机。

从技术进步角度来看:我们正处于新一轮技术革命阶段,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基因技术继续迅猛发展,一往无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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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是在上述背景下突发的。

应该说我们现在还远未进入“后疫情时代”,但站在中国的立场上,确实有资格讨论后疫情时代的问题。

后疫情应该成为一个新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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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变革常常很难彻底摧毁什么,倒是会加速正在发生的。

浪潮退去马上能发现谁在裸泳。

1)数字化转型走过了中点线,但后半程愈发艰苦。又在向智慧图书馆进发。此次疫情对谁是机遇?迪斯尼电影频道,订阅人数翻番;网易丁丁和超星虚拟课堂。而

2)继续受信息技术发展带来的阅读方式和信息行为变化的冲击,行业呈现被边缘化的生存危机

3)作为一门应用型交叉边缘学科,在技术和需求变革的冲击下继续迷失

4)缺乏理论创新,引入数据科学、数字人文等新内容反而动摇了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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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检索,cnki中以“图书馆”and “抗疫”为主题的文章一共44篇,

《内蒙古图书馆工作》刊出了十几篇本区图书馆抗疫行动的文章专刊。

抗疫工作总结

危机应对,守望相助;传播知识,网络服务;常态制度,有序开馆。停课不停工(教学)服务不打烊(但效果如何呢?)

自身抗疫(关爱员工,调整工作)和服务抗疫两个方面,自救是为了服务。

服务抗疫有:网络服务(包括微服务,讲座视频,电子书推荐),疫情通报(专业辟谣),知识普及,心理疏导,数字阅读,阅读推广,信息推送,制度消杀,无接触服务,预约到馆。资源建设(及保存文献(抗疫记忆),如上海图书馆抗疫手稿收藏和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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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LA 主席克里斯汀·麦肯锡和秘书长杰拉德·莱特内于2020 年 3 月 23 日发表了关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对全球图书馆界影响的声明:

肯定各国图书馆为 控制疫情选择暂时关闭或缩减服务的做法

鼓励图书馆扩展数字馆藏,为人们获取在线资源以及疫情相关信息提供更多支持

呼吁各国图书馆协会为会员提供疫 情防控资源、在线培训和决策支持

鼓励各馆讲述自己的 故事,提供新冠肺炎疫情相关文献的开放获取,支持学术出版物和文章的远程访问

IFLA在行动:

推出“IFLA 与 COVID-19”常见问题解答网页;

“COVID-19 与全球图书馆界”网页,频繁发布各国图书馆闭馆情况和疫情期间服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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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行业的应急响应堪称优秀,专业服务的跟进也是非常及时的。但是对我们的服务能力实际上做了一次考验。

这次疫情当中也是有很多的行业,一方面受到了冲击,有一些行业异军突起。例如相关阅读网站、cnki等都推出相应服务,效果比图书馆好。迪斯尼的影视服务在疫情期间的注册量翻了一番。疫情来了之后,使符合发展趋势的业务一下子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跨越式的发展。我们国家像网络会议、在线教育等也增长不少。

而来自于图书馆的数字服务其实就是堪堪可用。高校图书馆相对好一些,公共图书馆其实还没准备好,从资源建设到服务,都有点捉襟见肘、仓促应战。

所以总体的结论是:数字图书馆转型尚未成功,目标不明确,服务不成熟,效果不明显,现在又面临智慧化图书馆的新一轮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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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不确定性,情景规划成为一种重要能力。把对未来的预测

不确定性像国外最近有很多MBA课程,他们从911之后非常重视复苏力(Resilience)这个概念,就是通过多样性来抵御突如其来的灾难。不确定性非常强的情况下,我们怎么样做出预测、做出判断,那就需要灵敏,需要敏捷,需要身段柔软,需要增强复苏力,为变化做好准备。他们有一整套的方法论,应该成为我们专业教育课程的一部分,也是数字素养的一部分,也是领导力的一种体现。特别是对馆长的培养,就是要培养在不确定性情况下,怎么样做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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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A年初做了一个趋势调研,按照STEEPED框架总结了42个趋势,每一个趋势对图书馆都有一定影响。

其中很多是我们没有注意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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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的问题来自于专业的疲软。

1.图书馆学的去职业化是必须的(吴丹的论文),否则学科理论很难建立起来。但图书馆要不要去职业化?取决于图书馆实践有没有特殊性。职业是社会分工,专业是科研和教学的学科门类,职业不等于专业,图书馆的职业培训并不是以图书馆学的存在为前提的,没有图书馆学照样可以有图书馆职业培训。图书馆职业需要的知识技能是综合性的,目前这些知识技能越来越没有特殊性,所以图书馆学教育就开始迷失,图书馆实践可以不要图书馆学专业的毕业生,图书馆专业毕业生也希望就业面更加宽泛。

2.因此我们现在谈论更多的并不是图书馆作为一个职业的问题,而是图书馆学作为一个专业的问题。图书馆从一开始作为一个专业的基础就是不牢固的,现在就更不牢固了。这里主要原因是作为图书馆学学科立论基础的基础理论一直没有确立起来,不能解释图书馆活动和现象,不能明确图书馆的核心内容和核心能力,不回答为什么的问题,以及怎么看在数字时代的图书馆的问题,而只关注怎么做的问题,很多图书馆学院是把技术、方法、技能作为主要内容进行教育的,特别是成为信息管理学科之后,这就走偏了,图书馆自然就找不到安身立命之地了。图书馆有没有专业性也应该是图书馆学理论要回答的重要问题。

3.这样就很清楚了。图书馆不需要图书馆学专业的毕业生,并不是图书馆的问题,根本还是图书馆学的原因,这是之所以我很赞成程焕文教授认为图书馆学教育应该回归本源,但大学及研究生教育毕竟不是职业培训,这个本源已不是过去的本源,必须透过现象看本质,这个本质是知识的传播,而不是文献的管理,其载体形态和方式发生了深刻彻底的变化,我们不能死守着传统图书馆那些东西,不适应环境也是会死翘翘的,所以图书馆学应该高瞻远瞩,这个高瞻远瞩包括了解决指导图书馆向何处去的问题。

4.图书馆学相关专业改名本来并不是很大的事,专业与职业是不同的,专业名称怎么改,职业也是可以适应的。但中国有重视名教的传统,还有教育行政管理部门一刀切和资源分配的逻辑对专业发展的决定性问题(学科目录和学科建制),带了很多感情色彩,这就把问题复杂化了。我们有很多年轻学者过于看重所谓的学科地位和职业前景,对于专业的讨论“烟火气”太重,这也是需要注意的(西北大学陶俊)。

吴丹, 徐爽, 李秀园, 董晶, 樊舒, 桂丹云. 近十年我国图书馆学研究中的理论使用分析[J].图书与情报, 2019(06): 041-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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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学科发展趋势,我有以下四个判断:

知识服务:从载体到渠道都在变化

专业的危机我觉得我们做的远远的不够,主要是你要看到我们这个专业,它的对象是文献,当然肯定不是图书了,文献已经很古老了。那么现在又说是数据了,这个行业的变化,实际上就像以前这个马车行业,你认为它是交通运输行业,还是器具生产的行业。你如果认为它是交通运输行业的话,那么自然就会过渡到以汽车为主的交通运输。就是你要透过现象看本质,那么我们实际上要和知识捆绑,我们知识服务这个角度来看,从载体到渠道都在变化,我们从载体,因为文献它是记录有知识的一切载体,那么我们都统称为文献。那么文献它是知识和载体不可分割的。

媒体变化:融媒体运营成为必然趋势。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听书,那些办卡的人一年还要花钱,我们免费都没人看,他们为什么会去办卡?实际上他就是方便,他偷懒。他就觉得

听书听一刻钟到20分钟就把一本书听完了,然后他觉得有价值,他再去买一本,买回去他可能永远不会看,但是这样就增加了这个图书的销量。融媒体、多媒体的运营将来肯定是必然趋势。视频和音频的接受程度,特别是5G来了之后,图书馆传统的以文本为基础的服务,以文本为基础的一整套的产业生态和产业链,都是面临挑战,都是会变化的。所以这个问题非常严重,我们在5G时代怎么样创新我们的服务很成问题。

阅读推广:不得不为而大有可为。这是我们学科和职业的一个新的生长点。

能力培养:专业教育与职业需求相背离。所以我们需要更多的素养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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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想把华东师范大学黄纯元老师的两段话在这里再跟大家回顾一下,第一段是1984年说的,第二段话是1996年说的,已经过去几十年了,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走出这个怪圈,还处在这样一个过度的变化的状态当中。实际上第一段话他就揭示了,当时我们刚开始进入新的时代,1984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改革开放,当时市场经济开始提出,然后他说知识就呈现两种矛盾的状态,一种是知识很有价值,我们搞知识的人就应该发财,但是同时我们又很失落,我们“受到与未来相碰撞的震荡,也许我们将踏着浪潮迈进,也许我们被消解、分解、替代”,他当时就是这样说的,实际上我们现在还处在这个过程当中。

然后第二段他说信息化、技术,这里我觉得有两个提示是非常有意思的,因为当时华东师范大学提出“社会知识交流论”,希望通过这个理论来解释我们图书馆的这些现象,在数字时代怎么样做得更好。那么他就提出了“从文化制度功能上来分析图书馆的本质,避免早期功能主义的交流理论蜕变为技术决定主义,反对用求解代替求知的急功近利的研究风气”。其实他提出的这些问题,我们实际上都掉到这坑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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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领导者的必备能力

未来领导者的必备能力我觉得不光是我们这个学科的,就是经过了这次疫情之后,更加就提醒我们需要:

多元化、复苏力和敏捷性

(2)预测并应对变化的性质和速度 

(3)领导力、协同力和复苏力 

(4)在复杂、混沌和混乱中游刃有余 

(5)激励他人树立愿景并迎接挑战的能力

其实就很早就有人说了,网络时代变化太快了,我们教授知识不如教授能力,但是我们的教育还是以教授知识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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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五大能力掌握四大技能

作为信管学科或者作为图书情报档案一级学科,我们的核心能力应该体现在四大能力和四大技能的培养方面

搜索和学习能力;

批判思维、计算思维和设计思维能力;

预测变化与情景规划的能力;情景规划是一种战略方法,他就是把现在的一些变量和未来的可能性相挂钩的一种能力,它有一整套的培养方法。

知识变现/赋能的能力。我们图书馆是赋能的。

那么四大技能就是这里是提的4个问题:

(1)如何引入并管理变革?

(2)如何形成共识和并培养责任感?

(3)如何培养技术理解力并发挥最大潜能?

(4) 如何在数字孪生中领导与协同?

数字孪生就是两个世界,同样的物质世界、同样的数字世界,有一个同样的世界,在两个世界当中都要互相参照,然后在那里模拟,然后影响这里的决策等等,都要能够领导和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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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疫情时代”是一个挑战大于机遇、变化多于确定、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时代,原本的趋势将加速变现,原本的裸泳将最终现行。

图书馆学需要尽快找到自己的内核,更多地与实践相结合,以职业的使能者而不是革命者姿态出现,最终通过与知识内容的捆绑而不是与载体形式的捆绑,获得持久的复苏力。赋能社会是学科和事业长久立足的关键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