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档十二月 2020

以转型为灵魂 以颠覆求发展

2020年11月17日至19日,公共图书馆“十四五”规划学术研讨会在广州图书馆召开。11月18日上午,上海图书馆副馆长刘炜在会上分享了上海图书馆在“十四五”规划方面的思考和实践。长久以来,上海图书馆在我国图书馆领域以及国际上都具有重要影响力,在众多方面发挥着日益突出的引领作用,尤其在图书馆转型发展、创新发展方面,展现出极具前瞻性的探索视界。会议期间,本媒体专门采访了上海图书馆副馆长刘炜。

一、关于技术

媒体:刘馆长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这次采访!我们都知道,技术是图书馆发展的一大动力,而您一直以来在技术这一方面的研究非常深入。因此首先想请您谈谈,在今后的“十四五”时期,技术在图书馆发展中的权重会加强吗?技术在图书馆的应用会着重于哪些方面?

刘炜:好的,首先谢谢接受的采访。技术应用在图书馆发展中的权重是否会加强?这个问题对我来说是不言而喻的。现在信息技术发展一路高歌猛进,在“十四五”期间肯定是会对我们图书馆行业带来更大影响。如果我们规划得好,做得好的话,它会是一个非常有利的工具,使我们跟上现在社会发展的潮流,发展得更好。在我看来,图书馆应用最新信息技术的趋势没有减缓,反而在加速,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是数字阅读的普及,二是而对数据驱动型研究的辅助。但这两方面图书馆的竞争对手也是越来越多,而且很强大。来自于读者用户的需求和社会环境的变化非常明显,迫使我们不得不加快转型步伐。我们图书馆行业提出建设数字图书馆20多年之后,却感觉发展速度跟不上了,与社会的差距进一步拉大了,我们需要迎头赶上。所以,“十四五”期间,我觉得技术能够继续为图书馆提供一个非常强大的动力,承担一个赋能者的角色。

为什么说我们这些年来在信息技术应用方面的差距进一步拉大?主要是因为我们依然固守传统的图书馆集成管理系统那几个业务模块,它其实只是现代图书馆业务的很小一部分了。我们大量的服务都需要IT技术来支撑,这样才能发挥信息化的效能。我们的人员编制就这么点,如果说现在一个工作人员一年可以服务100个读者,通过应用IT技术,转变服务模式,用互联网模式来服务,那么我们可能一个工作人员一年服务一万个读者。这种效益的提升是非常巨大的,在互联网行业也被证明是可能的。因此我对于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技术肯定是很重要的,而且这是我们的薄弱环节,只需要稍微在技术方面有点投入,我们就会提高得很快。现在国家图书馆也正在引领全国智慧图书馆体系建设,我认为是恰逢其时、非常正确的。

媒体:就在“十四五”期间进行?

刘炜:对,应该是“十四五”期间全国图书馆行业的一项重点工程。可以想见,信息技术在智慧图书馆建设中起到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二、关于数字化服务

媒体:刘馆长,今年因为疫情,图书馆的运营发展遭遇了重大挑战,很多馆都闭馆,但是跟技术紧密相关的数字化服务却在这段时间发展得非常快,各地图书馆纷纷推出各种线上服务。您觉得,数字化服务在接下来会发展成为图书馆服务的一个主体内容吗?数字化服务跟实体的场所服务,二者之间的关系会怎么变化?

刘炜: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图书馆行业对这次疫情已有很多总结。这次疫情发生之后,我统计了一下,大概有四五十篇文章,都是在总结我们各个图书馆或者图书馆行业是怎么样应对的,总结了很多很好的经验。基本上,我们的应对可以分两个阶段,一开始是摸清情况、守望相助,到后期我们认识到要在新常态下恢复开放,这时我们的数字服务和网络服务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

从这次疫情中我们在数字服务方面得到了一些经验,但不同系统的图书馆所得到的收获是不一样的。我们公共图书馆相对于高校图书馆和研究型图书馆来说,能做的事情不多,取得的成效不够显著。高校图书馆通过数据库的服务,如论文下载,通过网络很快就可以提供和以前差不多的服务。因为很多学生本身就具有学术素养,他们有这个意识,可以停课不停学,图书馆的很多参考资料他都可以在网上获得。相对来说,公共图书馆所能提供的电子书服务、数据库下载等数字化服务的提供,就受制于很多因素而显得规模很小,说明我们数字化转型还远没有到位。什么时候大家看电子书时,能够想到利用公共图书馆的App来看,转型就成功了。

这也说明了下一阶段我们在数字图书馆转型的道路上需要更加坚决,加快步伐。这次疫情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警醒,使得我们更加明确我们该怎么做,这就让我们可能把危机变成一种机遇。

关于数字化服务是否会成为图书馆的主体内容?我觉得,将来的数字化服务、网络服务,规模会远大于实体的服务,应该数十倍于实体服务的数量才是合理的,才符合网络时代的规律,但显然现在还没有做到。

关于另一个问题,即实体空间对公共图书馆来说是否重要?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对高校来说也非常重要。IFLA也一直在强调,图书馆作为一个提供人们面对面交流的文化场所,其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当然在我们国家有一定的特殊性,我国还有文化馆等机构可以分担线下交流的职能。而国外现在已经有一个非常一致的共识,就是认为公共图书馆是社区最重要的文化中心。北欧芬兰的赫尔辛基Oodi图书馆,它有三层楼,但只有三楼才有图书报刊,二楼是创客空间,有教小朋友和读者各类信息素养,以及怎么动手实践,还可举办展览、会议,一楼就是一些文化设施,例如展览厅、会议室、报告厅、电影院等,类似于我们的文化馆,相当于我们文化馆、美术馆、图书馆合一的社区文化中心。

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需要融合发展,刚才李国新教授在会上也提到了这点。不光是数字化服务和实体场所服务的融合,也包括不同公共文化机构之间的融合,图书馆可以做文化馆的事情,文化馆也可以做图书馆的事情,相互交叉。这也是我们面临的新任务:怎么样发挥我们实体的作用?在实体空间里我们要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要使实体的服务智慧化,使它能够更好地发挥自己的效益。比方说空间的预约、座位的预约,这些预约服务如果有系统的话,可能效率更加高,排队不出现空档,如果有人没来马上就会有后来者填补上,这就比人工要好得多。人工可能做不到这么高效,但机器可以发挥这个作用。包括培训服务也是如此。图书馆有设备设施和空间,如果能够用智能音箱来管理,那智能音箱就是一个虚拟的馆员,读者预约了房间之后,刷了读者证就是签到了,表示你用了这个空间,你可以吩咐这个音箱打开投影、窗帘,而且这个音箱还可以自动记录你会议,生成文本,直接产生会议纪要,诸如此类服务,都不需要工作人员的参与。这对图书馆空间服务是一个升级、一个再造,是非常好的。所以图书馆空间服务完全可以由数字技术来赋能。我们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话,那就又可以极大地提高公共文化服务的效益。实际上,现在智慧图书馆就已经在做这方面的规划了。

三、关于“十四五”规划

媒体:刘馆长,这次会议集中探讨了公共图书馆“十四五”规划。请您结合上海图书馆的探索和实践,分享一下图书馆制定“十四五”规划的经验和要点。

刘炜:好的。上海图书馆的“十四五”规划启动比较早,2019年的六七月份就开始启动了。我们第一阶段是调研,分了几个方向,由馆所领导带领,跑遍了全国主要省份的各类图书馆和情报所。在我们看来,“十四五”规划的制定不仅是形成一个规范性文本,还应该把它作为一个上上下下统一认识、形成共识、凝聚人心,再次进行事业研讨的过程。所以,我们不是以整个文本为导向的,而更加重视让大家充分讨论,凝聚共识。按照计划,一直要到2021年的三月份,我们的“十四五”规划经过职代会通过后才会正式发布。目前我们馆的“十四五”规划还在编制过程中,目前还是个纲要。

在整个的制定过程当中,由于有了业内业外、上上下下的互动,我们也得出了一些基本结论,形成了“十四五”规划的一些基本要点。

第一个要点是我们要考虑颠覆性发展给我们带来的影响,要做好充分准备,而不光考虑线性的发展指标。这次疫情给图书馆的发展带来很多颠覆性的影响,有很多是此前想不到的,如有可能导致我们明年的预算被大大削减,这样的话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规划再好,到时候也是要受到这些影响,所以也要看到这些不确定性。因为这些不确定性,我们在规划当中就需要有很多灵活性的考虑,要考虑好多颠覆性的影响。我们考虑比较多的是要更加地开门办馆,更加地依靠社会力量。

第二个要点是我们要为“十四五”规划赋予一个灵魂,即以什么为纲的问题,力求纲举目张。目前看来这个灵魂就是转型。正如刚才我们说的,经过这次疫情之后我们发现,图书馆的数字化转型其实是没有到位的,我们的网络服务、数字资源服务都还不能够提供和我们传统的纸质服务相提并论的这样一个规模。所以我们“十四五”规划的灵魂就是我们怎么样扎扎实实地去做转型。

第三个要点是升级目前的服务平台。平台升级现在成了我们上海图书馆的一个痛点,一个非常急迫的、最首要的任务。我们的很多工作都依赖于平台升级了之后才能更好开展,如依靠平台升级重新布局我们的业务流程,布局我们的部门设置、岗位设置。我们希望用这种互联网的思维,使得每个岗位能够充分发挥能力,不只是直接面向老百姓的服务,还包括面向大客户的服务,甚至就像做批发那样。如阅读推广服务,我们可能不是直接面向最终的用户做阅读推广,而是面向某一团体组织,面向图书会,面向高校的学生会、团委,把我们的资源和场地供应给他们,用各种各样的形式,或打造各种各样的阅读推广品牌,让他们去找最终的用户开展阅读推广服务,从而能够极大地发挥图书馆的服务效能。

总而言之,我们现在就是要在“十四五”规划里寻找一些突破点,寻找一些能够应付颠覆性危机,并获得颠覆性发展的东西。

媒体:我们知道上海图书馆还有一些非常突出的特藏,如手稿、家谱等等。“十四五”期间,上海图书馆在这一方面将如何发展?

刘炜:我们的布局是三个面向:公共服务、情报服务和智库。第一个面向的是大众化的阅读,就是大家常说的借借还还,这方面的阅读服务也包括需要大力开展、力求突破的数字阅读。第二个面向是专业服务,这方面除了有科技方面的数据库的服务之外,还有人文方面的服务。我们馆有很多特藏,如家谱,我们现在提出来要从数字图书馆的这种基于文献的数字化的服务升级为基于知识内容的数字人文服务,把文献资源里头更深一层的对象、知识提取出来。以前大家检索图书馆资料的时候,如期刊,你只能问某个期刊有没有?从几几年到几几年?第几期有没有?而没法问期刊中哪篇文章有没有。而现在期刊方面的数据库已经很完整了。我们馆还有很多中国近代史的馆藏,如晚清民国的报纸,《字林西报》《申报》等,虽然很多已经做了数字化,可以通过电脑、数字图书馆来翻阅,但具体到某年某月某日报纸上某条新闻的作者、内容方面,你还得靠人工去看,还得一页页去翻。这样的话,我们要把这些数字图书馆的基于文献的平台,升级为基于知识的数字化的平台,这是我们在“十四五”期间需要重点打造的,工作量非常巨大。这方面光靠图书馆员是不行的,我们要和专业机构合作,如和研究团队、高校合作,采取外包的理念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