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图书馆法以及谁的图书馆法
本次（第五届）中日国际图书馆论坛的主题是“图书馆立法”（会议报道见这里），如范并思教授在会议最后所总结的，近年来国内图书馆人的艰苦努力为次会议提 供了一个壮阔的背景。此次会议虽然规模不大，但研讨深入，日本和韩国同行的阐释带来了国际背景，人大法工委主任的“科普”更是贡献了非常“专业”和实用的内容，给这次会议增色不少，而且意义深远。
对话是精彩的，对话是必需的，对话让人沮丧，对话更催人斗志。不对话你就不知道多样性是世界的常态，不对话你就不知道人心的险恶、理想的脆弱、利益的强悍、理性的无能、学术的苍白以及学者的弱智（让我们的研究生在听讲的时候画小人）。
闭幕式前的讨论阶段，为了活跃气氛，我提了几个颇具争议的话题，其中之一是，图书馆法如果对于图书馆事业并无帮助，反而是约束，我们又要它作甚！
范教授说我这是计划经济时代的思维方式，而我认为事实上正好相反。各类利益主体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博弈，恰恰是市场经济和法制社会的基础。站在抽象的“人民”意义上立法，正是计划经济时代强奸民意的立法的显著特征。沈国明主任在演讲中尖锐地指出，立法的主体不明确，谁立法、为谁立、保障谁、约束谁、平衡什么、什么目的，这些问题不从根本上阐释清楚，立法就无从谈起。
图书馆人与图书馆学教授一样充满了理想和牺牲精神，他们具有悲天悯人的情怀，超越私欲，恩泽众生。他们是拜物社会稀有品种，值得保护。但是在狼群的社会，即使有羊一般的菩萨心肠，也要披一件狼皮，并且像狼一样思考。
我们说：
图书馆法是保障公民的阅读权利的法律。
图书馆法监督政 府切实承担起保障公民阅读自由或者信息自由的职能。
图书馆法调节政府与公民通过图书馆进行阅读、享受公民文化权利和信息公平的关系。
这些话写在论文里都很漂亮、很对，然而实际上只是YY而已。
表面上这里有三方实体：政府、图书馆、读者。大多数与图书馆有关的规范条例都是政府自己制定，政府是立法主体（按照国内习惯，这里把行政法规也作为法律的一部分），属于政府对图书馆行使宏观管理 职能的自我规范。然而政府内部并非铁板一块，自我协调和约束能够做到怎样的程度呢？能够涵盖各级各类图书馆吗？改革中政府的权力和运作方式也在调整，又如 何能协调图书馆与其它利益人（如出版社、发行机构等）的关系呢？这是可想而知的。
这样的管理条例要么留于空洞，要么无法执行，图书馆和读者当然不能满意，所以自然要推动人大立法，“人民”应该成为立法主体。但是人民是谁？是读者？是图书馆员？是人大代表？是共产党员（因为三个代表）？人民中有各种利益团体，制度和程序能够使人民具有不同的含义，也因此使图书馆立法这样一个看起来简单的事情，变得非常艰苦卓绝。
况且我们还要令人信服地回答：
- 我国政府高度重视图书馆事业，建立了一系列制度，取得了重大的成就。有哪里不好了？必需要图书馆法来进行规范、调节、解决？增补、制订一些条例、规章，不行吗？
- 在保障公民的阅读权利方面，图书馆为什么是独一无二的？公民的阅读权利一定是由图书馆来保障的吗？社区文化中心、书报亭、电信公司、书店，不都在保障吗？
- 什么是公民的阅读自由或信息自由？什么是公民的文化权利？什么是信息公平？自从取消“四大”之后，我们才又羞羞答答地拥有了“表达权”，不明确地定义这些概念，例释这些概念，你就无法形成法律条文。当然，一般而言，形成了这些法律条文，也意味着你永远通不过这样一个法律。
因此我们一些可敬的学者提出，不要与那么多悬而未决的问题联系起来，有些问题永远是学者研究和争论的话题，而图书馆法，从无到有，总是一个进步。至少，可以再一次证明伟光正。何乐而不为？
老槐 Said on 十月 28th, 2007 at 11:21 下午 quote
K师真忙，中日立法研讨会过去这么多天了，博文才出来。
那天因为会场需要翻译，许多“论证”无法讲出来。
过去（也就是计划经济时代）有些强势行业立法保护本行业利益，但现在逐步行不通了。也许在某些地方某些行业还可以，但在国家层面上，对于图书馆这样的弱势行业，这种立法思路很难行得通了。至少上次文化部试图起草一部“行业保护法”是失败的。
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够按照西方的图书馆立法思路来走：立法使政府保障公民阅读，而政府保障公民阅读则必然要保障或发展图书馆事业。
当然这只是一种思路，这种思路的践行，还有许多如你博文中所说的“还要令人信服地回答”的那些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理论界还没有人去想，更不用说以令人隽的研究去回答了。这也是我国的图书馆学的理论研究最最令人沮丧的地方。
丫枝 Said on 十月 29th, 2007 at 8:03 上午 quote
让人思呀！
胜过读论文！
小钟 Said on 十月 30th, 2007 at 11:12 上午 quote
发人深思。
认真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