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反对“数字图书馆非图书馆”
仔细反省我对”数字图书馆”的认识，我感到我的理解已经不能用纯理性和学术的观点来解释，而是带有理念 导向 和 情感 意识的问题了。因为虽然我同意 陈源蒸 老师的几乎所有的论据、看法和观点，但是唯一不同意的，是最后得出的 ” 数字图书馆非图书馆 ” 的断言。我认为从社会功能、基本内涵和价值判断等角度来看，图书馆到数字图书馆，还不足以发生这样的质的改变。
我对与”数字图书馆”相关的所有这些新的概念，如 ” 数字化图书馆 ” 、 ” 电子图书馆 ” 、 ” 网络图书馆 ” 、 ” 虚拟图书馆 ” 、 ” 复合图书馆 ” 等都采取一种相对主义理解的态度，它们固然有其特定的含义，但我感到不能将其绝对化，所有目前已经发表的相关文献都是一种探索，到目前为止的研究和实践还不足以使这些概念足够稳定而达成共识。每一种学科背景，每一个学者，甚至每一篇文章都可以从特定的角度出发，阐述自己的理解和定义，计算机界认为是一个研发领域，学术界认为是一门新兴学科，图书馆界的一部分人认为数字图书馆将成为未来图书馆的一种形态，都是一家之说。好比瞎子摸象，每个人的说法都有他的道理。这种情况下采取一种开放的态度，即求同存异，是很重要的，过早地和过于决断地断言而使用 ” 否命题 ” ，我认为都是不合理和不可取的。这里我并不是反对研究者认为它 ” 不是 ” 什么，每个人都有思想的自由，而是认为，作为一种群体意识的建立过程，我们不应该 ” 封杀 ” 任何一种说法。说 ” 不是什么 ” 并没有提出什么新的观点，而只是一种否定判断而已，其本身是对别人的不尊重。思想的宽容可以包容异己，但不能纵容对自己思想的封杀。
科学与理性的终极目的并不是绝对的真理，因为绝对真理只能无限逼近，永远到达不了。苏格拉底认为应该是”善”，是”智慧”，孔子也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善。也就是说我们对于事物的判断固然要服从科学、服从理性，但是科学和理性的最终目的也是为了人类的福祉，为了”至善”的，所以我们研究科学，有一个最起码的价值判断，就是”从善如流”。真理从根本上是不会与”善”矛盾的。也因此我并不认为上述从理念和感情出发理解”数字图书馆”，认为数图是传统图书馆的发展方向和图书馆未来的一种形式，是不科学或不理性的。许多学者在理性和科学的分析上已经有太多的文字了，只是这些文字没有得到充分的传播，让大家做出自己的判断。
我们现在更多更急迫的是需要进行扎扎实实的建设，包括理论建设和数字图书馆实践，在建设中是许多概念得到发展、固定，赋予 ” 数字图书馆 ” 更丰富和更稳定的含义。因而我们尤其需要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拿更多的项目，促进数字图书馆的研究和应用。从历史上看，我们的理论工作者影响决策者的能力往往是非常有限的，曾民族、徐如镜、陈源蒸等先生对于我国的情报政策、宏观情报事业管理等问题发表过很多文章，但是对于有关部门的决策产生过多大影响？我不知道。对于图书馆事业而言，我看到更多的甚至是负面的影响，我们越是争论，决策者越是取其所需，对于图书馆事业越是不利。图书馆立法问题恐怕就是一例，我们的学者善意的争论到了决策者那里被曲解，常常带来不利于事业发展的结果。对于数字图书馆，许多专家认为这不仅仅是图书馆界的事情，我非常同意，然而在我国要搞好跨系统跨部门的数字图书馆的研发，使数字图书馆按照其”本来”面目发展，除非成立一个”数图部”甚至”数图委”，再有一大批能够左右领导决策的学者专家，而且这些学者专家还不能见面就吵架，否则我就不相信能够搞好。具备上述条件的概率有多少呢？可想而知。许多好事情一”跨”就办不成了，在我国这种例子还不少，谁都觉得我们这种干大事的体制却干不好大事，不可思议，但每一个诚实的学者都不能不承认我们面临的现实。寄希望于国家宏观管理体制的改变，未免太过于天真了，领导有领导的难处，日理万机，我们搞研究的、动笔杆子的，有时候也应该体谅体谅，先把自己的事情搞好，不要太打扰他们了。
就图书馆界而言，现在搞数字图书馆有很多问题，我们需要 ” 在前进中解决问题 ” 。图书馆界的数字图书馆建设可以是资源主导型的（数字化），可以是服务主导型的（资源整合、服务整合），也可以以图书馆为主，采取招投标形式进行软件开发（技术主导型），这第三种形式像国家图书馆、 CALIS 以及一些大型的有影响的专门图书馆、地方公共图书馆都可以搞，并不是说图书馆不能”技术主导”了。有越来越多数字化项目、数字图书馆项目，可怕吗？我认为并不可怕，我们通过建设，增加了资源（即使从保存的角度）、培养了人才，提高了水平，重复建设、资源浪费现象并不是图书馆界所特有的，这与我们国家审批流程、宏观管理、过程控制、工程实施的水平不高有关，其他行业甚至更厉害。只要我们避免被人利用，打着数字图书馆建设的幌子中饱私囊，就应该是对事业有利的，数图的经费即使被挪作他用，也是用在图书馆，相对于贪官污吏的腐败和无能庸才的决策失误，我并不认为是一种 ” 浪费 ” 。
需要申明的是我非常钦佩陈源蒸、曾民族等先生对于我国图书情报事业执著的探索精神、敏锐的洞察力和科学认真的研究态度。我并不反对对概念进行辨析。对于许多类似概念的剖析应该说是非常有用和必要的，适当的学术争鸣对于普及数字图书馆知识，加强学科建设十分有效，能够大大激发大家的学习热情。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从争鸣中学到一些正确的东西，通过我们具体的努力而促进图书馆事业稳步、健康、可持续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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